论文摘要
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诉求已处于旺盛的爆发阶段，他们已经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建议，表达自己对物质利益的诉求和对政治权利的渴望，并且这种表达不管是数量上，还是在程度上，也无论是在强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征交织在一起，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不好把握和预测，很容易引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风险。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重要的统战对象，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走上国家政治舞台，成为我国现代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新现象。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突破了以往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大而统”的框架，创新性地将风险这一理念运用于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领域，并结合时代大背景，探索社会转型时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问题。在本文的逻辑结构中，首先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风险的各个概念作出解释，阐述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划分了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类型，对其实质和特征进行阐述，接着从宏观的外部大环境、中观的实践操作环节与微观的私营企业主自身素质素养三大方面具体分析了社会转型期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发生机理，同时总结了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可能释放的正效应与明显存在的负效应，最后与其发生机理相对应，从三个角度提出对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应对策略。本文认为，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性，它是时代背景与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在政治系统民主化程度不高与社会利益格局重组的新形势下私营企业主由于参与动机的狭隘以及政治素质与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所必然表现出的不理性与情绪化行为。私营企业主容易采取极端的手段，通过不正规的参与渠道，不遵守正式的参与规则，进而诉诸于非制度化方式实现政治参与而引发的风险。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风险利益理论、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凯恩斯主义的主观风险利益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风险利益理论为研究依据，从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心理状态、风险引爆方式、风险表现形式与风险危害程度四个方面进行类型划分，进而揭示出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实质上是对利益的一种特殊关注、对秩序的一种特殊挑战、对结果的一种特殊博弈，并且总结了它的四大特征，即物质利益性、冲突对抗性、可控可测性和综合复杂性。从发生机理上分析，社会转型引发的一系列阶层分化、利益冲突和思想激荡等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掣肘以及开放背景下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冲击是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产生的大环境，同时政治参与资格确认不科学、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效能不突出等实践操作环节是其产生的客观因素，再加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不纯、技能欠缺、素养不足、心态失衡、认知不高等自身因素，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发生的必然性。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是把双刃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它存在着渠道阻塞、道德风险、路径依赖、溢出效应、阶层撕裂等明显的负效应，但是通过有效引导，私营企业主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也有可能释放诸如宣泄功能、认同效应、指向意义、强化作用和警示效用等正效应。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进程，重视政治参与风险并不意味着将市场行为泛政治化，关键在于学会运用制度规则趋利避害，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和经济活动处于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在社会转型利益重构关键时期，党和政府必须对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加以合理引导：第一，从改善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外部大环境入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净化社会风气并积极倡导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二，从改进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实践的操作环节入手，对私营企业主公开政治参与资格，透明政治参与的信息，拓宽政治参与渠道，规范政治参与过程，完善政治参与环节且提升政治参与效能。第三，从完善私营企业主阶层自身的素质素养入手风险，端正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动机，增强政治参与技能，提高政治参与素养，引导政治参与心态，培育政治参与认知。通过这些举措把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控制在现有制度许可和容纳范围之内，切实将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