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物化”概念一直以来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马克思的“物化”概念因为在德语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概念,即物化(Verdinglichung)和事物化(Versachlichung)而变得复杂起来。为了理解物化和事物化,我们必须回到思想史之中,对物(Ding)和事物(Sache)进行一个梳理。在康德那里,物的概念最集中体现在了“物自身”(Ding an sich)之上。康德对现象界和物自身的划分,使得经验之中的物仅仅归属于经验的范畴,而将物自身放置入了不可知的领域。康德尽管在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论述到了事物概念,但它还不是一个作为哲学反思的概念而出现。费希特针对康德的物自身设定,以“自我设定非我”的原则消解了物。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最为全面地批判了康德“物自身”的预设,并最早对物与事物概念进行了区分,进而以“物性”和“事物自身”来把握世界进程的两重特征。黑格尔因此成为马克思在物与事物问题上批判与超越的对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物与事物的话语虽然有所浮现,但总体看来《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以及之前的马克思那里,物与事物这一概念还没有真正进入到马克思的视域之中。物与事物的讨论只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真正成为明确区分的概念呈现出来：物作为经验表象的直接性,而事物则指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这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们在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理论之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正是在《1857-1858年手稿》中,事物化概念第一次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物和事物概念的区别进一步深入的同时,物化和事物化概念也随之在《资本论》中登场。尽管出场次数不多,我们仍可以发现物化和事物化作为分析三大拜物教的理论环节所扮演的重要地位。它们对于我们理解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结构具有着重要的帮助。在马克思之后,韦伯、卢卡奇、海德格尔和以广松涉为代表的日本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之中对物化和事物化的讨论作出了贡献,然而他们都未能从根基上达到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水平。物化和事物化必须被联系起来加以看待,人类社会历史在今天所呈现出来的物性特征,必须回到客观的社会历史生产过程之中,通过分析特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才能够加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