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民族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地域空间结构的民族聚居区。20世纪50年代，四川民族地区一步跨千年，从封建农奴制社会或奴隶制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跨越，但是其生产力却没有实现相应的跨越。四川民族地区要实现对发达地区的经济赶超，必须通过生产力的跨越来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市场化进程缓慢，资本积累能力弱，目前基本上还处于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其经济发展的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国民收入并没有随着GDP的较快增长而同步增长，占民族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其经济增长的内部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掘，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推动。随着对民族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强和投入的加大，民族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现代工业部门，城镇建设步伐加快，现代信息技术逐步深入到民族地区的城市生活中，城乡经济、工农业经济之间差异日渐凸现，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的二元化特征逐渐显露出来，民族地区正在从“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向“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状态转换。 根据四川民族地区的空间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稳定、生态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等的要求，四川民族地区在经济跨越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经济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相结合的目标、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各民族共同富裕以及民族文化保护的目标；四川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战略路径选择要以此目标为依据，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外部援助和内部的自力更生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尽快实现经济赶超目标。 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产业，技术含量低，微观基础薄弱，产业素质较差，难以抵抗市场风险;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各州相同产业演进速度差异也较大;产业结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极不相称，劳动力转移困难，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未能带动就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关联度低，无论是三次产业之间还是各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都缺乏较强的关联度，产业发展过程中尚未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看，种植业、畜牧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表现出一种不均衡分布的特征，其空间集中度和资源的偏在性都很高;四川民族地区主导产业不突出，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应采取主导产业与潜导产业相结合的多项组合选择模式。 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化演进十分缓慢，边际城镇化倾向低，城镇体系极不完善，城乡经济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实现城乡经济的互动与共荣。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空间分布密度低，县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大多数沿交通线或流域线分布等方面。四川民族地区城镇经济主要以商贸、餐饮、邮电、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主。城镇从业人员中行政人员和国有经济单位人员占了大部分。四川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乡村生产条件差，乡村经济发展中投入的建设资金少，农村生产技术落后，乡村经济发展很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化;乡村经济缺乏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农业比较优势难以体现和发挥;乡村经济的粗放耕作和放牧导致了土地资源和草场资源的严重破坏，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空间分布低密度不均衡、规模小，经济功能不完善的小城镇体系，不足以带动广大的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难 以起到增长极的作用。因此要发挥小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完善现有小城镇的经济功能，同时还要增加民族地区小城镇数量，扩大小城镇规模，并在空间上进行合理布局，构建四川民族地区城乡经济新格局， 通过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联动，实现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 本文以四川民族地区的农业部们、工业部们和服务部门为研究对象，设计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了一套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指标，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其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四川民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评估。本文认为，四川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涉及到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主体培育、市场体系的构建以及市场法规的形成等诸多方面。根据四川民族地区目前情况来看，积极发展民族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培育民族地区市场主体，加强民族地区区域市场的微观基础是加快四川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关键，对四川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四川民族地区发展要素的稀缺性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稀缺。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应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来加快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广泛的人力资源储备，加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四少!!民族地区现行投融资体制难以满足经济跨越发展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必须加快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快形成民族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培育多元化的区域投资主体和多元化的资金渠道，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