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入世的新形势下，国际资本流动出现新的趋势，跨国并购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并购投资所占比例却极低，与国际资本流动方式不协调，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正处在一个新的制度变迁中。理性对待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是中国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的正确选择。中国企业必须顺应潮流，在制度变迁中寻找出更加合适的发展路径，迎接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挑战，走合作双赢的道路。通过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方式与跨国公司合作，是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有效途径。 本文将企业并购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借鉴西方企业并购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点从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出发，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产生并购的原因和机理。在引入制度成本理论解释企业并购时指出，一个企业是选择直接进入市场，还是选择与另一企业进行要素产权的交易，从而获得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的新要素，则要选择制度安排中交易成本最小的一种，交易成本是一系列制度成本的总和；在引入制度变迁理论对企业并购进行解释时指出，国家通过创新和制定企业并购的制度，制定合理有效率的并购法律条款，创造出并购的基础性制度，以获取本国企业在并购中的潜在收益。而经济组织则通过与另外企业的契约谈判和交易，以降低交易成本为前提，建立次级性制度，进而推动基础性制度安排，即推动国家修订和完善有关并购的法律法规。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中国入世加速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制度变迁，WTO是超越一个国家之上的“政治性组织”，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中国政府将履行政治性组织职能，着力于制度安排，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反对垄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者主要是各地方政府或行业工会、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和参与并购的企业，为了本地或本行业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改革，避免国企亏损，解决就业，减轻财政负担，盘活资产存量，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等，制定出一些鼓励外资并购的法规政策。政治性组织和经济组织共同加快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制度安排。 将四大经济理论体系下的并购理论或学说进行归类，构建了并购动因的新三维体系，提出了企业并购的初期目标是经济维、管理维和发展战略维，终极目标是“经济+发展维”。外资并购境内企业作为跨国并购的特定形式，从发展战略上进入和占领中国市场，以发展战略型并购为主，兼有部分经济效益型并购，而管理效率型并购则处于从属的目的。 论文结合实证案例，开拓性地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现状、方式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具有速度快、规模大、领域宽、目的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和地区集中化等六大特点。今后外资并购将首先集中在汽车、金融、商业、航空、电信领域以及经营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靓女先嫁”是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一种趋势。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外资并购类型，包括非股票市场和股票市场并购两大类各7种方式。另外，分析了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具有推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市场开放、扩大吸引外资能力、健全相关法规、加速国企改革等诸多宏观正效应，具有提高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和资本运作能力、完善治理结构、降低交易费用、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等微观正效应。但也存在着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导致垄断而影响竞争、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企业文化冲突等的一些负效应。 在分析了外资并购存在的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在新形势下，应调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实现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转移;理性对待外资并购，趋利避害，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避免并购的负效应;以制度创新促进外资并购，健全法律法规，尽快制定统一、透明、公平的并购法和反垄断法，为各类企业并购提供制度保障;完善并购市场环境和服务体系，推动并购快速进行，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