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屯堡的研究在明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南方边疆和北方九边地区,均有屯堡分布。本文选取大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大同地区历来处于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交汇地带,地当蒙古高原进入中原的孔道,且其北部平衍,无高山险峻,北高南低,极有利于发挥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优势,成为历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要地。因此,历代把大同地区当作巩固其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据点,尤其是明代京师北迁之后,更是看作“京师之藩屏,中原之保障”。因此,明朝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大同的边防建设,专门设置卫所,屯重兵,并修筑防御工事,特别是边防屯堡的建设。在大同地区,屯堡的建设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永乐时期,一是嘉靖时期。明初,为了解决各地驻军的军饷问题,明太祖效仿前代实行屯田法,于是军屯开展。因此,在军民聚集相对较少的地方,便设立相对较小的城,称之为屯堡,用于置兵屯守。但是,随着明正统以后边政腐败和蒙古势力增强,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屯田制渐渐瓦解。在这种态势下,边民逃散,耕田荒芜,经济凋敝,因屯田而建立的屯堡也被破坏,政府无力修缮。直到嘉靖年间,为加强防御,重新修筑屯堡。经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历时六十年间,最终建成屯堡52处。大同镇基本形成了“镇一路一堡”的管理模式。其间,隆庆和议达成,推行“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一方面进一步完善边防屯堡的建设,另一方面,部分屯堡成为了明蒙贸易的场所。除屯田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以外,边疆互市贸易得以发展。明前期大同地区建立的屯堡,主要用于置兵屯守,有警时收保人畜。其主要分布在镇城、卫城附近。明后期的屯堡分布相对多元化：大部分堡沿着边墙分布,剩下的分布在连接卫与城的孔道上,堡之间的距离较近。屯堡的选址要考虑军事因素和自然因素。军事因素是其建立的首要因素。同时,屯堡的选址也受到自然条件如,地势、土壤、水源、交通等条件的制约。但是,屯堡选址对自然因素的选择是有所侧重的,并不是每一个屯堡所处的自然条件均符合上述四个因素。同时,仍然有一部分屯堡选择建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综上,屯堡的选址,是灵活利用自然地貌与军事战略思想的体现。军事屯堡的选址就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到自然的“优”与“劣”的最佳结合点,巧妙地利用自然条件为军事活动服务。清政府通过武力征服、倡导喇嘛教、满蒙贵族联姻、封爵赐俸和轮班朝京制度等羁縻手段,有效地笼络和控制了蒙古地区,在此政治环境下,整个北部边防形势与明代截然不同。由此,清朝对大同地区原设的卫所进行了合并裁撤,改为州县。同时,压缩驻军,仅保留长城沿线部分城堡,驻扎少量军队,剩下的屯堡,逐渐演变为普通的居民点,成为乡村城镇。但是,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反叛内侵以后,北部形势骤然紧张,为彻底平定准噶尔部,清政府很快加强了防守力量,位于大同西北部的杀虎堡一度成为清代长城沿线防御体系中的重镇。杀虎口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件,受到清朝统治者的重视,逐渐由军事重镇发展为边贸中心,有清一代,这里正是通贡的道路和税关所在地。总之,明清时期大同地区屯堡的历史变迁是政治、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