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安徽何时建省,是一个学界有不同观点讨论的论题；安徽省域认同,则是一个新鲜的学术话题。本文由历史地理学和社会组织认同理论等作思考节点,多维度探究省域认同的一般特征。本文首章指出历史时期的治政形势、地域形胜、职官设置和社会认同记忆是我们认知历史时期政区设置的几个重要要素。清初设江南省,在江南安徽地域的行政,是以军政统治为主,便利有效行政。中央政府在新占领区设官治理,军政性质很强,职能性质和管辖区域持续调整,这是理解清朝初期,从直隶江南省到安徽得以确立省制的重要思考节点。江南省分阃而治,江苏、安徽得以逐渐确立省制,是一个历史过程。江南分省主要原因有政治方略的谋划、顺应清初江南地域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江南地域过大赋税繁难、行政运行过程中分治的必要性以及战略地位不同特征等四大原因。第二章借用二十世纪以来的组织理论和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理论,提出志书编纂和修缮,是清朝皇朝统治下的正式组织以时间逻辑和成本逻辑作展开,有目标明确的追求,能够较为全面反映社会认同的一个侧面。本章撷取康熙、乾隆和道光三朝官僚士绅群体纂修的三部省志,作社会历史考察,梳理其变动过程中的安徽省域认知特征。道光《安徽通志》成功编纂,对安徽疆域舆地有着非常明确的主体认同表述。省志的编纂,向由中央政府布置任务,地方大员主持官、绅各种力量,最后聚合认同,以单一安徽区域为认知对象得以完成。其表现主要有以安徽省域这一空间的认知和与周边省份的清晰划界,对地理空间下的自然状态和人文特征自我肯定,参与者高度地呈现组织身份特征认同和理性参与意识。安徽省域作为行政区域,既投射为特定历史背景下静态的行政建制、行政机构,又积淀了不同时期人们的社会历史文化和心理认同。其中的社会心理认同,在不同历史年代,有强弱不同的差异性。认同滞延对于理解政区的建立和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清朝安徽政区演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第三章采用内容分析方法,由《清代缙绅录集成》中选取3514个雍正四年至嘉庆二十二年,三个朝代社会流传的反映安徽籍官员籍贯信息,进行研究变量的测量与编码,加以归类、验证和社会统计数据库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雍正四年至嘉庆二十二年期间安徽作为一个政区已被安徽籍官员认同,安徽省域认同不仅是时间序列上的演化过程,也存在一个官员品级上的深化过程。不同品级官员的籍贯偏向存在差异,从侧面反映当时不同类别政区被社会认同的层级性特征。会馆是身在外乡的同乡,在高度地域身份认同之下建立的社会人群自治组织,会馆的建设、落成、使用,也呈现出地域认同特征。第四章以佚名《京城安徽会馆存册》、李景铭《安徽会馆志》稿本为基本史料,结合方志、文集等文献,展开旅京安徽会馆为中心话题的讨论,旨在探讨安徽省域社会认同的特征及其内在联系。晚清旅京安徽会馆之得以兴办、重修,冠盖京华,有李鸿章子承父志的想法,另一个重要原因,与晚清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由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之大势紧密相关。在安徽会馆乡土神龛礼祭的符号式人物,闵子、朱子或包公、朱子,分别代表皖北、皖南,强化了安徽全域整体的完整性。悬在楼内的清康熙、雍正、乾隆等各个时期名列科考前列的匾额,亦起到何炳棣先生在《中国会馆史论》中述及的科举制度强化官员籍贯意识的作用。这些旌表匾额,亦具十分浓郁的文化认同意义。它们同神龛中的闵子、包公、朱子等乡土神,共同构成了身在外乡的安徽人信仰世界的文化场,每一次礼祭,都是一次教化的实现,同时亦是文化上认同人杰地灵安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