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聚焦于“欧洲年”提出前后尼克松政府对国际货币问题的处理,进而探讨美国与法国、西德在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的关系。货币汇率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与政治、防务关系紧密相关。反过来,对国际货币关系的关注也影响到美国对西欧的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当盟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获益比更多,经济发展更为迅速更富活力时,美国开始对受援伙伴强调尽可能不向美国兑换黄金,接受溢出的美元；减少同盟国对美国贸易壁垒、降低美元商品歧视；更多分担军事防御费用。美国的行为遭到了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反对。在与美国磋商谈判的同时,法德加紧欧共体建设,经济、货币形成更紧密联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初正是美欧关系在经历“甜蜜”后遇到的瓶颈期,也是从“从属关系”调整至“伙伴关系”的时候。“欧洲年”是美欧关系在此时段的缩影,从一个层面可以这样理解：它是同盟间的博弈,它的出现反应了美欧经贸地位的变化所带来政治基础、军事现状的改变。本文梳理了尼克松总统时期美国的货币政策,对经贸、军事方面也有涉及。之所以选取法、德两国,是因第一,当美国试图取消黄金与美元挂钩,推行特别提款权(SDR)取而代黄金时,法国反抗最为激烈。后戴高乐时代,蓬皮杜一方面试图缓和与美国紧张的盟国关系,在核心利益上却显示了极大的自主性和警惕感。其次,西德在欧共体内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经济发展最迅速、货币坚挺。法国在欧共体内一方面依靠联邦德国,一方面希望某种力量制衡西德。有学者指出,蓬皮杜时期,法国更多时候考虑的是西德在欧共体的势力,马克是否会成为主导欧洲的货币。在对待联合浮动政策,法国显示出勉强与犹豫。以上国家的互动可以从蓬皮杜与勃兰特、希斯的对话交谈中得以探究。所以本文不是单一空洞的,而是一个多国动态的考察。试图揭示七十年代美欧货币摩擦发生发展的进程,并得到如下结论：在布雷顿森林遭遇困境的情况下,美国希望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尤其是美元—黄金本位制,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西德希望促成欧共体货币汇率联合浮动。德、法、美三方复杂动荡的货币关系对军事部署、政治联系也有重大影响。正文第一章,从尼克松政府处理美欧关系的方针政策及“欧洲年”提出动因入手,从政治角度分析“尼克松主义”对美欧新型伙伴关系的认识与提倡。其次,从金融角度分析尼克松执政初期,美欧货币关系及1972年史密森协定签订中,美欧双方冲突及妥协。政治、金融两者考量,得出“尼克松主义”、“新经济政策”与“欧洲年”的内在联系,即：“欧洲年”是“尼克松主义”的具体实践；“欧洲年”是修复“新经济政策”带来盟国间矛盾的尝试。第二章考察尼克松政府对“欧洲年”可能带来货币经济关系转向的预设及相关部门的态度意见。同时从欧洲角度出发,分析法、德的货币主张及分歧。第三章,梳理“欧洲年”中美法、美德谈判交涉；分析1973年“欧洲年”无果而终的原因及与汇率浮动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存在的关联。本文最后的结论部分将试图对尼克松政府国际货币关系及影响进行评价。尼克松政府时期是美国政治、经济承前启后的年代,美国在金融领域的主张也为后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