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美日同盟是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作为美日同盟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后驻日美军相关政策的制定，业已成为美国实现其亚太冷战战略和对日政策的“核心”内容。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相继签署，美国正式取得了在日本进行长期驻军的合法权利。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日本“远东之锚”的战略地位愈加凸显，这使组阁不久的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只有进一步紧密和稳定美日同盟体制，保障与强化驻日美军地位，才可以促进并实现美国的全球及亚太冷战战略。自20世纪50年代初主权恢复以来，日本经济迅速复苏，原先的美日同盟体制逐渐成为抑制其经济持续发展和获取更高国际地位的主要障碍。而驻日美军则成为这一时期内美日关系不断摩擦的主要动因。为缓和并继续维持美日同盟关系以及美军在日本地区的军事存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亚太冷战战略框架中开始局部调整其对日驻军政策。1960年美日新安保条约的最终签署不仅是两国相互协调和妥协的必然产物，也是20世纪60年代美日关系发展新时代的内在要求。本文以美国战后第二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治下的两届政府为时间节点，对这一时期内的美国对日驻军政策进行了相关研究。全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语和参考文献等四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扼要概述了战后美国在其亚太整体战略指导下，逐步制定并完善对日政策和驻日美军政策的相关内容。NSC13号对日政策系列文件的相继出台不仅奠定了战后美国对日冷战战略的基础，也为未来驻日美军政策制定构建出了基本框架。《芦田书简》的出现则标志着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开始倒向美国，驻日美军长期存留日本由此成为可能。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使得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对日媾和及长期驻军日本的可能性。《日美安保条约》及《日美行政协定》的相继签署最终使美国获得了长期合法驻军日本的权利，驻日美军相关政策的制定也因此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上台后，美国决策层以全新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大平衡”和“新面貌”战略为核心，在充分“继承”和“扬弃”杜鲁门时期对日驻军政策的基础上，NSC125/6号对日政策文件、归还奄美大岛以及完成日美行政协定中有关刑事裁判权内容的修订等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制定实施，使艾森豪威尔政府初期的驻日美军政策得以确定。随着这一时期内驻日美军政策的稳定和日本美军基地建设的全面展开，美日关系不断摩擦，日本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5516/1号对日政策文件，寄望于通过有条件地裁撤驻日美军来缓和两国日趋紧张的盟友关系。第三部分着重讨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海外驻军政策核心文件《纳什报告》中有关驻日美军的相关内容。随着岸信介组阁上台，日本国内希望修改现有美日安保条约和复归冲绳诸岛的呼声日益高涨。《纳什报告》的出现不仅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制定对日驻军政策指明了方向，也为其后美国制定对日驻军政策提供了诸多参考和借鉴。第四部分侧重说明美日两国在新安保条约谈判过程中，对有关驻日美军内容的探讨与协商。随着亚太安全局势的改变和日本国力的复苏，原有的美日同盟体制已成为美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美日就修订安保条约进行了冗长谈判，驻日美军问题成为谈判焦点，美日两国和美国对日决策层内部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美日新安保条约体制的形成标志着美国对日驻军政策调整的完成。第五部分重点描述新安保体制形成后，美国对日决策层制定NSC6008号对日政策系列文件的讨论过程和相关内容。该系列文件不仅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后期对日政策和驻日美军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更是未来新时期内美国政府制定对日驻军政策的基准和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