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试图将《礼运》文本放在先秦礼乐思想脉络中进行解读,通过分析“礼”之“运”来论述大同与小康,进而指出后小康时期的可能性。大同、小康、后小康属于历史演化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三者的政教典范“德”、“礼”、“仁”之间的转移则是在“礼”之“运”的理论思想脉络中得以呈现。第一章首先讨论大同与小康的导出是“礼”之“运”的需要。“礼坏乐崩”带来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道家、墨家在批判“礼”的同时彰示其对礼意的通达性及超越性,这些都构成后小康时期“礼”如何“运”的思想背景。第二章通过对大同与小康的辨别分析,揭示出大同的政教典范“德”、小康的政教典范“礼”。“德”与“礼”的导出,说明了“礼”之“运”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大同与小康之变是天道与人情之变的结果,后小康的到来亦如此。第三章讨论后小康孔子在综合“德”与“礼”的基础上提出了“仁”,给“礼”之“运”指明新的可能性。通过以上研究,我们不仅深入对大同、小康的探讨,也加深对“德”、“礼”、“仁”政教典范的理解,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总结先秦时期的政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