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古往今来,荀子的人性论思想一直是研究荀学引人入胜的一个领域,因为关于人性的学说是荀子全部哲学思想的重要基石。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集大成者,其人其学汇集于《荀子》一书,对后世儒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都具有深刻影响。然而到了宋代,理学家们把《孟子》升格为“经”,荀子及其思想则不显于世,甚至被视为“儒门异端”而遭到抨击和贬斥,其普遍认为荀子言“性恶”则“大本不立”,是悖圣人者。事实上,宋代理学家对荀子的人性论思想存在曲解和误读,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在理论上的缺陷。宋儒以传道自命,重视心性之学和存养省察,虽喜阔谈宇宙天道,但学术重心仍然紧扣人性论这一范畴,具代表性的就是“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重规定和“变化气质”及成性工夫。以北宋张载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在处理现实常态的“气质之性”所含的“恶”从何而来这一理论悖难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荀子的影响或者说是对荀子人性学说的隐性接受,即在对孟子人性思想进行继承和开拓时,用荀子所论“性恶”来补充孟子“性善论”之不足,强调用道德理想的“善”来主导现实常态的“恶”,从而缔造了宋代理学超越的人性论范畴,一方面,宋代理学家完善并传承了先秦儒家人性论思想的双向关怀；另一方面,由朱熹完成了传统儒家人性论的理学式总结。站在儒家立场的荀子,面对烽火连年的动荡和人性私欲的膨胀这种“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在《性恶篇》专章论述“人之性恶”的同时,紧接着提出富含儒家特色的“化性起伪”的解决对策和具体思路,旨在矫治恶性、改变气质、积善化性、增益身心,即强调人通过后天的师法教化和对礼义文理的学习实践而努力改变其性恶一面之“伪”,从而使人获得道德主体地位。宋代理学家所普遍推崇的“变化气质”工夫与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人性改造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重点体现在“化”的依靠和对象两个层面,这是荀子人性论思想对宋代理学家在儒学路径上的潜在影响。以张载为代表的北宋理学家大力倡导“变化气质”的成性工夫论,其基础便是“强学”和“知礼”：而在荀子那里,不仅通篇突出“学”的重要性,旨在强调“善学者尽其理”；而且有《礼论篇》专门论述礼制的起源、内容和作用,强调“礼”和“圣人”同为人道之极,是治国的根本所在,这为宋代理学家所倡导的成性工夫论的外在规范和制约层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可以说,由张载首倡的“变化气质”说与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人性改造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普遍继承和发展北宋理学家的理论和思想,其主要学术贡献就是用“理一分殊”来统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并揭示出二者的主次、从属关系,从而把宋代儒家人性论思想推向顶峰。朱子虽不主张以善、恶来论性,恐“陷释氏之余”,但是通过借鉴荀子“性恶”思想说明了气质之性所含的恶从何而来,并进一步由此来补充孟子“性善论”中所缺少论现实的“恶”的那部分,从而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终完成了儒家性论的理学式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