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吐蕃僧诤”是发生于公元8世纪末的一场佛学辩论，体现了身处不同文化体系中佛教学者对佛学的不同阐释。纵观整个事件，莲花戒所主张的渐悟法门与摩诃衍所倡导的顿悟法门针锋相对，似乎修习实践问题成为了“吐蕃僧诤”的焦点问题。但仔细分析，便发现修习实践上的针锋相对在于二人关于“无分别智”的认识不同。虽然二人都十分重视“无分别智”，并认为“无分别智”是成佛的关键，但却在如何获取“无分别智”的问题上见解不同。莲花戒认为必须通过循序渐进的理论学习才能获取“无分别智”。而摩诃衍认为只要“观心”、“不作意”，便能获得“无分别智”，无需繁琐的理论学习过程。进一步分析，便发现造成二人关于“无分别智”的认识的不同是因为二人的佛性思想有很大差异。莲花戒出自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摩诃衍则出自中国禅宗北宗一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脉传承，势必造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主旨和逻辑理路。表现在佛性论上，莲花戒认为佛性是始有，而摩诃衍认为佛性是本有。因此，佛性问题才是“吐蕃僧诤”的关键所在。本论文将修习实践、“无分别智”和佛性思想这三个问题作为分析“吐蕃僧诤”三个维度，而这三个问题都属于哲学认识论范畴，因此本论文便从认识论的角度重新解读莲花戒与摩诃衍的争论，以求更深刻的理解“吐蕃僧诤”的哲学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