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康有为自幼受儒家思想熏陶,饱读诗书,知识面非常宽广,长大后又有多次机会接触到西方知识,对自己触动和影响很大。另外,康有为有很深的宗教情怀。康有为生活的时代,在西方文化冲击以及国内形势的双重压力下,儒学面临着严重危机。为了拯救儒学,拯救中国文化,康有为从今文经学出发,试图开出一条儒学宗教化的路子。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爱国志士,面对中国的国情非常震动,他们积极活动,努力寻求救国良方。康有为终选择以孔教——孔子为教主的中国式宗教——为切入点号召和凝聚国人,并以调动国人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来发展孔教,以抵制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侵略。康有为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壮大孔教,才能抵抗以基督教为主西方宗教文化的入侵。在康有为看来,宗教具有统合民心、振奋精神的重要作用。因为宗教具有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它不仅可以使国家摆脱野蛮进到文明,而且可使个人摆脱丑恶进到善良。由此,他得出了立国不能无教、立人亦不能无教的结论。康有为认为,中国文化不仅缺乏西方的宗教传统,而且已有宗教观念亦是“多神论”,仅被西方耻笑为“蛮俗”而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就外来宗教而言,又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未能发挥宗教之作用。但是他指出,实际上中国早就存在着另一种宗教,只是人们还没有发现而已——这就是以孔子为教主的孔教。为“复原”孔教,康有为致力于从学理上创立孔教理论体系。概括地看,其理论创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重塑孔子形象,论证孔教的宗教性。他认为,“六经”皆孔子假托先王所作。孔子不仅是“素王”,实际上乃“万世教主”,其所创之儒教教义完善、合理;孔子是改制创教的教主,孔教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一样,都是制度化的宗教。康有为花费了很大的精力来论证孔教的宗教性,论证孔子的合法地位。二是引进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以及进化论思想,赋予儒学以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精神,将儒学改造。三是把孔子所做的《六经》视为具有宗教性质的经典,在借鉴世界宗教、改造孔教的基础上,力图创建中国式的宗教礼拜仪式。康有为认为孔教应该以“六经”为“圣经”,以“忠爱仁恕”为信条,以尊孔之典、祀孔之规为宗教仪式。另外他还设定了孔教会的章程,倡导孔子纪年,在推广释奠礼的基础上,康有为等人还推崇颂经和念圣辞。四是结合“大同说”,构建彼岸世界。在康有为看来,彼岸世界是任何宗教不可或缺者的重要内容,基督教彼岸世界是“天堂”,佛教的彼岸世界是涅盘,中国的道教则把得道成仙视为彼岸世界,他所设计的孔教的彼岸世界就是“大同”世界。康有为所“复原”的孔教,不仅不再是“蛮俗”之教,而且优于其他宗教。对此,康有为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孔教的优越性:一是孔教为“人道教”,其他宗教是“神道教”。“人道教”重人,以人为中心;“神道教”尚鬼,顶礼膜拜的对象是超自然的,具有神秘色彩。因为当时已经不是上古时期的野蛮时代,而是文明之世,因此“人道教”优于“神道教”。二是孔教内涵广博,包罗万象,“无一不举”,可以包容其他宗教和宗教以外的其他事物,它所涵盖的内容广泛而又深刻。他甚至断言,孔教亦适用于其他所有有生命的天体。康有为主张孔教的信奉者应当像其他宗教一样,赴世界各地传教,以弘扬孔教之教旨、教义。康有为在对孔教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耶教、佛教虽然都有可贵之处,但并不适合中国,只有孔教适合中国。论文中论述了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陈焕章、梁启超、谭嗣同的孔教思想,希望通过对比比较的论述方式使大家能够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理解康有为的孔教思想。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举起了民主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批孔运动,并终加速了孔教的灭亡,因此仅以陈独秀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对他的孔教思想加以分析,从而希望能从更深层次揭示康有为孔教思想本质。康有为所处的近代社会,面对的形势和境遇与孔子所处的时代有某些相似之处,就是他预借孔子之名复兴儒学、创建孔教的一个重要背景;也是顺应时代潮流,谋求摆脱尴尬境遇的一条新的出路。因此,无论从政治和文化角度,还是从宗教信仰角度看,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康有为发动的孔教运动,在否定传统经学方面,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一定程度上激励着人们的变法图强精神。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在政治、文化、哲学、精神信仰、凝聚国魂、保存中国等方面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