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关于如何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实现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融合的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沿着孟王理路所展开的探索面临的大难题是无法从“内圣”开出人权和制度化的“外王”。基于对这一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对民主政道的深入认识,本文打破这一定势,转而选择被称为“不醇之儒”的荀子思想加以挖掘,旨在一方面以荀子为代表,揭示儒家文化本身所固有的另一层面的内涵和内在趋向,破除既有的对儒家文化精神的狭隘理解,拓展儒家文化概念的涵义;另一方面通过创造性解释,重新探求儒家文化与现代民主政道对话与融通的新的可能的途径。 这种探究不是着眼于发现和收集荀子思想中孤立、现成的思想要素,而是试图借鉴结构主义的方法,透过荀子思想的语义的表层,深入到其深层结构中发掘内在的逻辑脉络、运思方法及其所蕴示的潜在发展趋势;同时借鉴哲学解释学的方法,不是将这种趋向看成现成存在的既有事实,而是力求通过创造性的解释将其导引、生成出来,在具体方式上则体现为着力发掘并抓住荀子思想内部所存在的矛盾加以剖析、拓展和进一步推进,从而导引出解释者所期望的发展趋向。 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文章借鉴现代哲学的时间视域对自由的逻辑层次进行了较为独到而深入的辨析。本文的基本立场是,人的自由追求具有多层面的丰富的内涵,自由本身注定是无限的、不断超越的。民主政道作为人的自由追求的一种特定的体现形态,无论就其形成历史而言,还是从其理论体系的构成来说,都是且只能是以实体性的、现成的、经验的(个)人为基点:唯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权利的主体和制度运作的对象;普遍、现实权利的确立必然以对人的非本真的普遍本性的认定为前提。而这一切终都有赖于分析的运思方法,且只能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才能展开制度的设计与建构。以孟王为代表的对内在超越的追求诚然揭示了自由的更深刻的内涵,但由于在运思方式和理论基础上与民主政道的歧出注定只能成就个人的境界,而不可能开出现实的权利与制度化的“外王”。而荀子思想中尽管充满着各种矛盾,且不乏反民主的言论,但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所蕴涵的不同的发展趋向,为解释者提供更广阔的解释空间,在这当中,荀子所特有且构成其方法论核心的明分的运思方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内在趋势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它为儒家文化实现与现代民主政道的对话与融合提供了更切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