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乾嘉时期，学界虽有所谓的“汉、宋之争”，然实际上，真正笼罩思想界的仍为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之学。彼时，戴东原以复明六经、孔、孟之道为己任，奋起而辟之，并遂开其后的疑宋、反宋之思潮。本文即是对戴东原的义理思想及其相关问题的专题性研究。首先，本文以翔实的史料与东原的义理思想之逻辑发展为根据，对东原的主要义理著述之成文时间及其相互关系、东原的义理思想之渊源与演化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辨，订正了学界长期存在的某些考据与论断之失。其次，本文对作为中国哲学核心思想之一的“气”与“气化”等观念进行了历史的分疏。指出：气、精气以及元气三者之间虽然有许多历史与逻辑的关联，然其间的区别也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作为基本统摄儒家思想之“天道观”的“气化论”，实亦为东原的义理思想当然的逻辑起点，那种以东原为一“元气一元论者”的看法有其不实之处。再次，以儒学及其主要范畴的历史演化为背景，本文根据东原的义理思想的“人道本于性，而性原于天道”的逻辑理路，深入而系统地考察了东原的天道观、人性论与人道学说。指出：本着“气化即道”的“一本论”，东原完全消解了宋儒所赋予“理”、“性”等儒家传统范畴的“形而上学性”，认为由于深受老、释之学的影响，宋儒的“理气之辨”、“理欲之辨”以及“本体与工夫之辨”等思想，不仅表现出明显的“二本论”之特点，而且亦有拽儒学入于老、释之途之过；同时，因于“性由才呈”之主张，东原深入地探讨了“性”与“才”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人之“性善”乃是由于其“才美”；不仅如此，基于“理之为性”而非宋儒的“性之为理”的观点，东原还系统地考察了性与理、理与情、理与欲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的情、欲之要求与相应之满足乃是出于“性之本然”，所谓的“理”或“天理”乃是因于“以情洁情”之所得，是为了节乎情、欲使之皆“达中”并由此而实现“生生”之条理性与秩然性。宋儒的“理欲之辨”实是“执理无权”，必将沦入“执意见为理”之窘地且生诸如败政祸民等弊。后，本文还回顾了东原的义理思想之历史命运并就其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简要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