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对秦汉意识形态的选择、演变、构建历程进行了梳理,勾勒出儒学在汉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轨迹。秦汉之际是中国历史大变革时期,这一变化主要的是由政治上统一带来的思想文化的变化。在秦统一六国前,《吕氏春秋》就做了一次思想大一统的尝试和努力,旨在为秦统一天下及新王朝的长治久安作理论研究和文化准备。在洞察了秦国专任法家而出现的种种流弊之后,《吕氏春秋》以“兼儒道、合名法”的策略来补救秦国对法家的过度推崇。但是,《吕氏春秋》并未被秦始皇所采纳,它把诸子之学汇萃于一炉以构建意识形态的尝试被中断了。秦吞并六国,一统天下,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用什么样的国家意识形态统治和管理新生的封建王朝,秦朝缺乏明确认识。秦统治者对儒家思想、阴阳五行等各家思想的矛盾和摇摆态度正是秦缺乏构建意识形态自觉性的表现。同时,东西二域尤其是秦国的法家文化与齐、鲁的儒家礼乐文化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和冲突,也是秦帝国未能构建统一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秦朝终走上文化专制主义。秦朝对法家的过度推崇,一方面是出于惯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种工具性的策略原则。也就是说,法家在秦帝国只是一种实用的政治策略和手段,并未成为统一思想、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这一点从秦朝的“法治主义”与韩非的思想体系之间的差异就可以得到证明)文化专制主义又隔断了其它诸子思想上升为意识形态的通道,于是,缺失意识形态对政权的维护和调整,就成为秦帝国走向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汉代统治者以反思秦政为意识形态构建的历史起点。在反思秦政及法家思想之后,汉初统治者将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思想。黄老的清静无为与汉初社会休养生息的需要十分契合,于是有了“文景之治”的盛世繁华。在黄老盛行的汉初,儒生们并未放弃积极入世的政治追求,以儒道融合为理论特征,积极推动儒学复兴。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黄老清静无为的治国之策开始显现其弊端,社会危机日益加剧。伴随着儒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儒道互动成了意识形态转型要求的一种体现。在《淮南子》那里,清晰地反映了汉代意识形态由道入儒的转变。到汉武时期,“儒术独尊”终于具备了历史现实性。但是“汉承秦制”下的的“儒术独尊”,其实质必然是外儒内法,且在汉武帝推行的外儒内法政治模式中,有着强烈的重法轻儒倾向。“内多欲而外施仁义”的汉武政治开始出现种种危机,武帝时期政策的有效性也因此遭遇质疑和反思,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自然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考量。盐铁会议就是儒法两家在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问题上的碰撞和冲突,也是汉代儒法之争的集中体现。在盐铁会议上,代表儒家立场的贤良文学与代表法家立场的御史大夫就义利之辨、本末之争、贫富之论等问题展开深入论争。从表面上看,盐铁会议是从盐铁政策等具体制度出发开展的儒法之争。但是盐铁会议上双方论争的焦点却是有着强烈实践品格的现实问题,即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有效性问题。贤良文学捍卫儒学意识形态有效性,御史大夫则认为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是无效的。经过盐铁会议上儒法之间全面而深入的论争,儒法关系有了改变。法家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开始隐性化,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挥着作用；儒学进一步实现了事实上的独尊,儒学意识形态的有效性得以提升。儒法结合成了现实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到汉宣帝时期,他用“霸王道杂之”来概括这种儒法结合、阳儒阴法的政治模式。从汉武晚年的“亡秦之失”到“昭宣中心”,历史证明“儒法并用,王霸杂之”的治国模式是儒学意识形态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政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