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科玄论战”是中国近代哲学史、思想史上重要的学术争端之一，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的变革和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一直以来，思想界都存在着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科玄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科学与人文之争的延续，同时因为近代中国独特的背景，这场论战更表现了西方文明和古老的中国文化激烈的矛盾与冲突。论战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具有独特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其一是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肆虐。近代以来，科学知识和理论大量传入中国，国人对科学的方法和准则极为热衷，科学不仅仅在学科的层面上被接纳，更逐步演变成精神层面的信仰。其二是传统知识分子对人文思想的捍卫。科学的肆虐使国人对传统文化产生厌弃的心态，同时来自欧洲社会的对科学的反思引发了国内知识分子对人文的诉求。论战历时一年有余，参战人数众多，终玄学派寡不敌众，败下阵来。“科玄论战”的发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学派对人生观的重视启发了后来兴起的现代新儒家对于传统儒学为何不能产生科学与民主的思考。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和侧重点，进而得出中国文化不能酝酿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根源。他试图为道德主体与科学之间构建出联结的桥梁，所以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这对于消除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对立具有积极的作用，更是为传统儒学正名的有效尝试。但是，科学和人文不是同一个层面的，牟宗三将道德主体置于认知主体之上，以道德“坎陷”出科学的行为把科学认知价值化和人文化，所以是一种以人文勾兑科学的尝试。本文试图详尽的分析这场论战发生的思想和社会背景，并呈现论战过程中各方的理论要点，同时考量论战引发的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对传统儒学的捍卫和对科学与人文贯通的努力，后试图对牟宗三的尝试进行较为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