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近现代以来，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成就梦想，人类自我中心、技术理性至上，科学技术万能、确证本质力量，工业文明进步、社会财富膨胀，这早已成为现代西方科学观的普遍信仰与集体误认。然而，吊诡的是，现代西方科学观所主导的对科技理性的顶礼膜拜并使得工业文明获得凯歌高奏的同时，并没有将人类带入普遍向往的幸福乐园，反而使之陷入种种不能自拔的生存危机之中。正是基于对现代科学观内在弊病的反思，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后现代主义者才强烈呼唤矫治技术理性的畸形发展，重建人文精神以复归早已异化了的人的本质。换言之，后现代科学观的确立旨在彻底矫治现代技术生存视域中的人性痼疾以确立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生价值取向，摆脱人文与科学的分割，摒弃科技的负面效应，培植和谐共存、亲善宽容的人文环境以克服狭隘心态及自私本性，建构核心价值体系为人类确立安身立命之本、提供终极关怀，建立合理的信仰体系为人类提供新的精神支撑点和终极价值依据，以摆脱因信仰危机造成的迷惘失落、魂如飘絮的精神坍塌、品质趋下情形。但是，纵观现代西方科学观的历史演变及其后现代转向，无论是现代科学哲学各个派别的理性设计抑或后现代哲学家们的极端式表达，他们的救治措施都显得不切实际且于事无补。原因在于他们对科技异化导致的人性痼疾所开出的矫治方案，虽然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及其人性问题的辛辣批判，总的看来，虽说得上是机智与深刻的，然而却无论如何说不上是对症下药，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找准造成这一切的制度根源，而只是在科技本身及其使用方法问题上绕圈子，故而是断清了病开错了方。那么，如何以马克思科学实践观为基础重建合理的现代科学观以复归人的本质、建构合理的科学价值体系以安身立命、为人提供终极关怀并获得新的精神支撑，就成为研究现代西方科学观及其后现代转向问题的主要课题。就当代中国学界对此研究的实际状况看:要么囿于现代西方固有的思维框架而幻想通过发动人性革命以达到对科技理性的根本拒绝和对人性尊严的高端护持，要么试图发动科技观念的更新，借助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那张精神清扫力量去对科技负效应进行纠偏。本文则是站在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立场上，主张唯有通过发动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才能彻底摒弃科技异化滋生的制度根源，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文章首先通过概述现代西方科学观的历史演变，以弄清现代理性对科技发展所主导的偏狭路径，虽造就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却提供不出人何以如此生存下去的正当理由，在对人类性命攸关的紧要之处却不能巩固人生的积极意义，进而揭示出现代西方科学观自身存在的理论困局；正是基于摒弃现代科学观的内在缺陷，才产生了各种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但是不论积极的后现代主义者抑或消极的后现代主义者，他们对现代科学观的批判虽然说得上是尖锐而深刻，但是并没有找出矫治现代科学观弊病的根本出路，而且由于各种局限使之在科学观上又陷入极端片面的思想境地。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以唯物辨证的实践观为理论基础，全面评析了现代西方科学观及其后现代转向的理论实质，力图整合西方现代及后现代科学观精神资源的合理因子，建立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自觉性的现代科学观，并以之指导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树立全球意识、危机意识、家园意识、终极意识，摆脱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和狭隘视野，正确驾驭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善待资源，增强人类克服科技负效应的智能水准与道德尺度。显然，后现代科学观的颠覆指向、政治变革方案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社会革命方案具有内在的通约性，二者在当代不期而遇、内在联手，其共同的批判对象使之集结在了一起。马克思也看到了科技悖论及其价值负载对人性的非法压制，认为现代科技的非正当运用使之成为一种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但是他认为对这种科技异化及其人性痼疾的矫治不能只诉诸于文化批判或者心理革命，而要通过制度变革才能彻底铲除科技异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制度根源，既摆脱人对人的依赖、又摆脱人对技术的依赖，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终从支配人生命运的科技异化中真正解放出来，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真正自觉开创自己完美生活的人类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