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现今,学界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西方意义上的“科学”仍存在争议,但却没有人可以无视中国古代灿烂辉煌的技术成就。因此,以先秦时期的技术思想为思考对象,正是当前中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先秦诸家主流技术思想并非如同现代西方哲学那样在形式上具有严谨的结构,它其实以“分散”和“潜伏”的状态存在先秦思想典籍中。这就使得我们不能认为从先秦思想家关于技术的一两句论述就得出一种完整的结论。然而,以往对于先秦技术思想的研究,往往缺乏从历史、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综合地对技术思想进行宏观定位；缺乏将先秦各家技术思想作为各家整体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看待；缺乏探讨先秦自然观对于技术思想的“基础”作用；缺乏探讨先秦思想家的生活境遇以及社会背景对其技术思想的“制约”；缺乏探讨先秦各家核心理念及终极目的对其技术思想的“限定”,从而难以厘清先秦主流技术思想的“真貌”。故此,本文以梁启超先生称为“古今唯以四家为一期思想之主干”的先秦儒、道、墨、法四家为对象,对先秦诸家主流技术思想的自然观基础、社会背景制约、主要特征以及先秦儒道墨法各家核心理念及终极目的对技术思想的“限定”等方面,进行了细致地梳理和深入地剖析。在以上综合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先秦儒、道、墨、法各家要遵循“合于仁”、“合于道”、“合于爱”、“合于法”的技术价值标准,并将建立各自理想中统一的“新秩序”提升为先秦主流技术思想的共同本质。国内从技术哲学视角切入,专门以中国古代技术思想为对象的研究还很薄弱。先秦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奠基期,以这一时期的技术思想为考察对象,进行深入地研究,不仅对于技术哲学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先秦诸家主流技术思想研究对中国科技史研究高度的提升提供了理论基石和向导,也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内容起到了丰富和补充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