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继承了老一辈们关于科技异化和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并在这一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科学技术思想。哈贝马斯认为，理性有两个维度：工具性与沟通性。工具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它关注目的与效率，可称为工具理性；沟通性体现在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它关注的是沟通与理解，哈贝马斯把它称为交往理性。而当代社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就是因为技术理性的泛滥，压制了理性的沟通性发展，所以哈贝马斯认为要解决现代技术问题，就要立足于交往行为理论，用更具有包容性的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文章从哈贝马斯对理性的理解出发，首先介绍了理性的历史发展历程，论述了哈贝马斯对理性两个维度的理解。其次，阐述了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即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了第一位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功能。后，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思想作了评析，认为其既有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其合理性体现在：1，肯定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作用；2，对于技术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并就如何解决技术负面效应提出了解决途径。局限性体现在：1，其思想具有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有意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转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为资产阶级统治作辩护；2，哈贝马斯关于从技术与政治交往中克服现代技术问题的思想，其存在视角相对狭窄的问题；3，哈贝马斯赖以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基础——交往行为理论，太过重视语言的功能，而没有注意到其实语言的的作用还是需要现实中实践条件的成熟作基础。其合理性对于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更好的运用科学技术，防止技术的负面效应具有重要意义，而其局限性则提醒我们在对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思想分析时，更加注意其不合理面，不盲目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