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科学是人类文明的中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手段。从原始社会的技术萌芽到21世纪高新科技的“第一生产力”角色,科学为人类的生活、发展带来了无数的惊喜。然而,科学在充当人类文明急先锋的同时,也变成了可能毁灭人类文明的魔鬼。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等危害人类生存的危机不断的摆在了人们的面前。20世纪30年代,在工具理性统治社会的现实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了缓和两者的紧张对立,特别是在为了改变科学日益被异化的一种急迫的形势下,西方学者乔治·萨顿提出了建立“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的理想。这种新人文主义(科学人文主义)以科学为基础,强调人文的价值,以实现科学人性化为其主要目标。在英国学者C·P·斯诺提出“两种文化”的命题之后,科学人文主义渐渐被科学家和人文学者所关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也成为科学哲学界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论题。更多的学者持一种科学与人文应该融合的态度。萨顿认为科学史是联系科学与人文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除萨顿之外,尚有其他学者,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等为科学与人文的合归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默顿从清教对科学的影响以及科学精神气质方面阐述了科学与人文的相通之处。波兰尼则利用其意会认知理论的运行机制——内居,为科学与人文找到了融合可能。通过对众多学者的思想理论进行研究、剖析,我们发现科学与人文本质上是不存在对立的,他们不仅有融合可能的理论支撑,更有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而在如何实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的途径问题上,我们认为科学与人文自身的方法、精神、价值、理性与知识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转化,就已经为科学人文主义的发展深化指明了道路。如今,科学与人文走向融合的呼声已成为整个中西方知识界的主流,并且从知识界逐渐深入到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层面。21世纪的今天,人们充分享受了科学发展带来的巨大成果,却依旧摆脱不了科学负面效应的影响。面对这样的现实,科学人文主义不仅在理论层面上被深入的研究,在实践层面上更是体现了其存在与实施的重要性。毕竟,科学人文主义是一个关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