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在人类在进入“轴心时代”这一段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西方的古希腊和东方的中国,其各自的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同时也产生了各自的自然观。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东方不同的科学文化形态,归根究底自然观的差异首当其冲。本文从传统的自然观(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墨子哲学)与现代科学哲学的问题交汇点——文化传统对于科学影响问题出发,通过对两种风格迥异但是内涵丰富的哲学流派(也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的逍遥派与墨家自然观进行对比,从中分析出了哲学思辨的逻辑理性(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哲学致用的实践理性(墨子哲学)的差异对于科学发展的影响。对“亚里士多德与墨子”自然观的差异分析从各自认知自然的概念入手,通过对各自对“自然”进行“立法”从而构建各自层次和特色“自然”观的解析,从形式、内容(物质观、时空观、生死观)、性质、取向这四个基本方面进行剖析、思考和解读。从“亚里士多德与墨子”的自然观之差异的分析,可以总结出科学认识不仅具需要逻辑的理性因素,还具有非理性的因素(自然观的差异是其中之一)并且在一定程度左右着科学的方向和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