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凸显和生态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观的产生，其思想源于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马克思总是联系着一定的生产方式来看待正义，将正义看作是一定生产方式要求的反映，认为正义是合理的社会规范。罗尔斯的正义观试图为民主社会的稳固和发展寻找一个道德基础，较为理想化。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借鉴二者的正义观点及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和实践，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演进，其生态观点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正义转向：从强调单一的生物平等主义转向关注全体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强调分配性正义转向指导生产性正义、从关注正义理论逻辑演进转向关注生态正义的运动实践。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观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异化消费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入批判，也正是在上述批判中彰显了其生态正义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观的积极意义在于把生态正义作为社会正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倡注重生态权利，履行生态义务，不仅为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增添新视角，而且提高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为全球联合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启迪。其局限性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正义。实现生态正义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公平正义理论，实现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实现生态正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坚持生态正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外交活动中，特别是在环境外交中坚持生态正义，推行补偿正义的有益方面，反对生态帝国主义，促进全球合作，推进国际秩序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