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完善的制度不同,发展中国家因自身体制的不健全,无法对政府形成有效约束,而使经济更容易受到国家制定的无效率制度的干扰而长期停滞不前。无效制度产生的本质就是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类似,作为新制度经济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理论,也研究了制度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诺思悖论”作为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命题之一,更是直接反映了国家在制定一套有效制度保持经济增长,和保留旧有的无效制度之间存在持久的矛盾和冲突。“诺思悖论”揭示了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形态,体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思想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如何激励政府创造有效制度,使一个国家脱离“诺思悖论”的泥潭,一直是制度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本文以曼瑟尔·奥尔森提出的共容利益为核心,通过不断扩大社会共容利益的思路,寻找化解无效制度的途径:即从最开始面对政府制定的无效制度,微观主体结成小范围的共容利益,创造出非正式制度替代无效制度运行;后来分权化改革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激励地方政府与当地微观主体结成了更大一层的共容利益,从而使地方政府在化解无效制度发挥重要作用;最后,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民主发展,越来越多的微观主体结成组织,形成集体行动主动约束政府的行为,防止无效制度的出现。使政府成为一个“服务型政府”,最终破解“诺思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