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伴随中国过去27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三个事实是：(1)中国不同人群之间个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其中主要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三个方面；(2)劳工收入(其中包括工人、民工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3)中国居民消费能力远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以至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部分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如何理解目前中国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拉大、劳工收入缓慢增长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上述现象之间是否存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回顾马克思“分工—分配”劳资关系模型的基础上，对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对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结论表明，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分配问题理解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劳动力不同假设：在政治经济学中，分工是劳动力的分工，决定了分配也必须以劳动力为基本单位；而理性的分工个体无法分配到自己参与生产的剩余——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贡献者和分配者不对称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制度原因。 本文的实证表明：(1)要素稀缺性逻辑无法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27年来，劳动力和资本相对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单位劳动力和单位资本相对价格的趋同。(2)个人收入(或者工资)在不同群体——省际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布不但与不同群体中劳均资本规模相关；而且(3)政府权力的介入，对省际个人收入的差异和行业个人收入的差异均存在显著的影响。 本文结论表明，政府权力对经济活动过多的介入则是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收入差距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中国各级政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因此，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推进，则是缩小中国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必由之路——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点并无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