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国的财政风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公共风险”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并将持续反映着政府财政“兜底”各种改革风险的能力水平。中国潜在财政风险向显性财政风险转化的内因在于长期以来的国有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的不健全，而政府的公共政策对财政风险的爆发具有“催化”的作用。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既要具备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更要有重点、有步骤、有次序地设计出一套财政风险的防范与化解机制，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财政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近年来，理论界普遍认同中国财政风险积聚的原因是相关制度的缺失、不完善和不均衡，但既有的分析范式与分析视角却难以明确解答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根源、影响程度以及制度重构和制度创新着力点等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将制度因子纳入到财政风险的“内因”作量化地考察。文章构建了一个包括国有化率(GYHL)、市场化指数(SCH)、财政分权指数(CZFQ)和交易费用率(JYFY)这四个制度因子在内的财政风险影响模型。逐步回归后发现国有化率(GYHL)和财政分权指数(CZFQ)对财政风险的影响最大，并解释了国有化率(GYHL)和财政风险指数(CZFX)呈反向变动的原因。实证分析的结果提醒我们必须做好微观制度层面处于核心地位的国企改革的文章，同时要把握好宏观“政制”改革层面中财政分权改革的范围和限度，这样才能从实践上保证我们有重点、有次序地开展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具体工作。 除文献综述外，文章共由七章组成。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铺垫，在评述他人财政风险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本文所界定的财政风险范畴；第二章在分析财政风险的类型、特征与表现的同时，重点指出了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根源及现有财政风险水平评估；第三章探讨了中国财政风险形成的外因和内因，为筛选作为计量分析的“制度因子”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首先评述了目前流行的财政风险指标的两种确定方式，并给出了笔者选用的财政风险指标及其选用原因；第五章筛选了作为计量的“制度因子”，重点说明了筛选这些制度因子的原因；第六章构建了包括制度因子在内的财政风险影响模型，并对实证结果作了扼要解释；第七章是全文的结论，提出了本文分析范式所不能忽略的几点辨证关系以及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的制度性思考。本文的主要心得在于分析范式和分析视角的转换上——即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从制度层面用计量分析的方式切入了对中国财政风险问题的分析与考察，并得出了相关的理论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