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知识经济的兴起，预示着仅仅靠物质资本和体力劳动来推动生产发展的时代即将结束。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地区开发建设，就必须紧紧把握这一时代的发展特征，顺应时代潮流，寻找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策略和途径。 在新世纪之初，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知识显得尤为重要；而知识的生产、裂变与运用，必须依靠大批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即人才，而大批的人才是通过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生产出来的，因此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开发就成为西部开发战略成败的关键。对于经济发展中普通人力资源相对过剩、自然资源储量相对丰富、高层次人力资本积累相对短缺的西部地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难题。因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现有人力资源的总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存量低、人力资源的二元结构典型、人力资本投资环境闭塞落后、人力资源配置分工程度低以及普通人力资源难以流动和高层次人力资本大量流失的“两极化”矛盾现象。 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史证明，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之所以落后，低效的制度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一。 本文采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方法，以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开发相对落后的现状为切入点，对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和运用的制度绩效从诸多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落后的现状既有观念保守等内在制度不良的原因，又有中央政府政策东斜、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以及民族地区体制改革跟不上时代要求和中央政策制度在民族地区变形走样等的外在制度原因。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必须依靠中央政府的战略转移和政策调整，配合以地方政府行政的有效运行以及东部发达地区的支援，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符合现实时代要求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制度和运行机制，从而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本文认为，以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为创新主体的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生产制度的创新或变迁已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之必然要求。采用宏观强制性和微观诱致性结合的发展模式，注重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的“内在制度”建设和“外在制度”的供给与创新不失为合理之举。其中:“内在制度”建设主要应从中央到地方真正树立人的全面发展观念、以人为本的资源观念和新的人力资本投资理念;“外在制度”的创新与供给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大幅度提高国家在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集中进行高层次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创新、完善少、力资本市场、加大对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有效激励和保障的政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