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有经济比重、效率及其对经济的贡献能力逐渐下降，而另一方面，一支全新的经济生力军民营企业全面突起，它们凭借相对明晰的产权和比较灵活的经营机制，承担起了国有经济产出下降过程中产出增长、提高就业和增加税收的主要责任，对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社会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民营企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诸多歧视，这些歧视现象在妨碍民营企业正常发展的同时，也使民营企业自身各项制度的建设偏离科学化和规范化轨道，为日后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与民营企业的经济贡献更是严重不符。 民营企业的超硬性融资约束就是这种歧视现象中的一种，当然也是这种歧视现象作用的后果，本文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文章认为，在一个科学有效的融资体制中，当企业考虑到各种影响与制约融资行为的因素后，企业确实存在一个使其市场价值最大化的融资结构，这一点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也是理性企业的最优选择。然而，我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却否定了这一观点，因为民营企业基本上还没有摆脱融资困境的约束，它们没有充分的融资自主权，更不必说能达到最佳的融资结构。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本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企业自身的制度缺陷也有人为歧视，既有市场失灵的影响也有政府失灵的作用。所以，任何旨在缓解民营企业的超硬性融资约束以至优化其融资结构的单纯做法都显得毫无效果，根本出路在于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三位一体，形成互动，共同克服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复杂因素，即，民营企业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企业制度，降低生存风险和信息不对称，提高信誉；金融机构要强化自身的资产与负债业务管理，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体系和机制，加强金融创新，分散和降低贷款风险；政府则重在服务，即加强各项法律法规建设，提高金融市场交易透明度，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提高金融交易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