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国家在新世纪提出的目标,然而当前区域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正成为这一目标实现的重要障碍之一。 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认为,只要各区域生产并出口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能够获得分工带来的收益,市场会自发调节配置资源,最终实现各区域的协调发展,而且区域经济会趋向收敛。按照这一思路,国家通过西部开发以及大力推进全国市场体系的建设,希望符合西北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向这些地区转移,从而加强全国范围的分工。 但是我国的现实却是,以西北五省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经济发展却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而很多这类产业却高度向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同时,西北五省内部却面临高度的同构化,正在逐步被排除在分工之外。这明显有悖于比较利益理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以及西北五省应该如何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本文正是针对这一问题展开。 分工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直到现在,分工能在有限资源下实现最大产出仍然是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一点。因此,推动西北地区提高分工水平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在综合考察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的论述之后,认为这些理论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之上的,而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作为区域利益代表的政府仍然对经济活动有一定的影响力,忽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认识我国的区域分工状况。 其次,我们运用了一个新贸易理论模型分析了各因素是如何影响分工模式和变动过程的,我们发现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都可能对区域间贸易结构产生影响,而且考虑到后两者的作用,产业的分布可能并不一定符合比较利益原理。我们还用我国最新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和地理位置确实对分工模式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比较优势的作用并不如前两者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