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社会经济结构迅速变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面临多重转型压力挑战的发展中国家，在保持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剧烈，改革开放之后波动逐渐缓和，经济增长波动幅度逐级缩小，稳定性逐级增强，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一直处于一个平稳高速增长阶段。同期国际比较，我国经济增长相对于亚洲主要国家、新兴国家、转型国家各组别经济体也表现出了相当强的稳定性。与此同时，经过三十年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尽管我国金融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目前我国金融结构仍然呈现出“双主导”和“双重二元性”的特征，即：金融结构呈现国家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特征，并具有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并存、城乡金融差距加大的“双重二元性”特征。本文实证分析表明，总体上，银行体系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有限，体现出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点，同时也证明我国金融结构发展的非均衡性。就实际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来看，本文计量分析表明，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投资增长引导经济增长，投资的波动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直接原因，也是经济周期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消费波动和净出口波动不能很好解释经济增长波动，GDP增长是消费增长的先导原因。我国投资波动的减缓是经济增长波动减缓以及经济增长稳定性提高的主要原因。投资平稳化和经济增长平稳化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非国有部门投资理性提高使得投资波动平缓，二是国有部门投资及时响应政府调控意图，起到了熨平经济增长波动的作用。我国经济体系特点是国家主导型经济，而国家主导经济最重要的内容是国家主导投资，国家主导投资需要国家主导和银行主导型的金融结构与之相适应。在这种结构下，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影响投资水平和信贷规模，在过去30年中，尽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生活始终保持着相当强的控制力度，经济增长稳定命题在各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基本条件和解决路径，各个阶段政府调控投资和信贷的手段及方式不断发生变化，但实质上的直接调控意图和调控能力始终存在。一方面，国家主导或者说政府主导的投资是经济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当政府以经济增长稳定为目标时，投资作为政府的调控工具又起到了减少经济增长波动的作用，当国家以实际GDP快速稳定增长为目标时，在人口社会等长期因素形成的高储蓄率的背景下，政府通过影响和调控投资、信贷这两个对其来说相对便捷的手段，大致保持了实际经济快速增长基础上的稳定性（在外部经济衰退和危机环境中的反危机能力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在这个目标基本达成的同时，与之相应金融结构安排及其演化的条件下，名义GDP增长波动性大、信贷和货币的长期高增长以及长期的广义高通胀就成为内生于这种结构的主要特征。上述安排和政策操作长期可持续的边界条件在于：1、高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可持续。2、政府主导和影响的投资除了满足基本民生的公共服务投资之外其他的投资在宏观上是生产性质的，否则长期高投资水平难以为继。3、高货币增长的同时应当避免居民物价水平失控。其实现途经，一是转型过程中提高经济货币化程度吸收过量货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目前这一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二是维持压抑型的金融结构，控制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结构的多样化，使得经济主体以银行存款为其金融资产的主要保有方式，随着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尤其是居民金融资产总量的增长，其多元化配置资产的需求日益强烈，压抑型的金融必然面临转型，同时，从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和效率角度，增加金融结构多元化程度和弹性优化金融结构安排也是改革的必然选择。三是不断出现新的资产市场吸收货币，过去的发展历程中，股票、房地产、土地使用权等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是，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吸收的货币是有限的，而且随着资产价格膨胀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同时资产价格膨胀必然传导到消费价格上来，另外，高涨的房价在政治上也是不可行的。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的30年中，边界条件基本满足的情况下，上述安排和政策操作基本能够顺畅运行，在这个经济增长结构之下，金融结构的调整和演化处于从属地位，相应的，货币金融变量作为配合性的工具，其结构和数量呈现出随政策调整大幅波动的情形。随着这些边界条件存在的基础逐步弱化，从长期角度来看，在储蓄率下降、劳动供给增量减少、国有掌控经济比例降低，经济自由化程度提高，政府、企业、居民财富占有比例变化的长期趋势中，我国金融结构必然随着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适应性地调整演化和变迁，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金融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优化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