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是在结构和背景(context)中分析产生和持续产生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具有特定“国情”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并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家行为模式和企业家行为模式转型及趋势作出解释。在导言中,将企业家行为界定为企业家在不确定环境中通过对稀缺资源进行协调作出的判断性决策,这是一种战略性行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家行为体现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上。本文所要分析的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家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中是怎样受到激励和约束,以产生和持续产生技术创新。这些制度安排产生于企业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分工和合作关系中,这些分工和合作关系有几个方面:(1)企业家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和合作,其中又分为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企业家和普通外部资本提供者之间的分工和合作。(2)企业家和其他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内部的分工和合作关系。(3)企业家创新职能在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合作。(4)促进分工和合作的信任关系。这些分工和合作关系的产生和维持取决特定的制度安排,即由企业家所有权性质派生出来的资本合约、治理结构、组织结构和企业家网络,而这些制度安排又嵌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因此,从结构和背景中可以确定特定的企业家行为模式。在第一章中,我们将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分析纳入一个合作博弈模型中。企业家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分工和合作实际上是参与“企业家租金”的形成和分配。由于各方效用函数不一致和创新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各方往往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使合作各方陷入了一种“囚犯困境”,要使合作各方走出“囚犯困境”取决于博弈各方支付结构改变,使得博弈双方获取稳定的合作回报,并使合作的未来具有足够大的影响。而博弈各方支付结构的改变又进一步取决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企业家所有权结构的创新,以及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在具体分析各种企业家所有权安排之前,第二章对企业家所有权性质作出了界定,以此作为进一步展开分析的基础。企业家所有权产生的前提是企业家要素——判断性决策的非合约性。企业家所有权产生的背景是企业家要素或企业家能力成为决定企业生存或企业价值的相对重要的要素。第三次技术革命引起企业组织小型化和大量企业家式企业的兴起,为研究企业家所有权性质提供了现实背景。本章从对与企业家所有权界定有关的几种产权理论比较的角度,指出企业家拥有剩余收益索取权是为了解决企业其他成员以及自身的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拥有剩余控制是因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较为重要,而且取决于企业资产的互补性(或独立性)程度。而从企业家式企业中企业家所有权安排与大企业中企业家所有权安排相比的角度,可进一步得出,企业家所有权(主要是就从大企业中剥离、分立出来的企业家式企业而言)的性质是为有效的保护和实现企业家要素创造出来的“纯利润”。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从各个角度对企业家行为图景作结构性分析。“企业家的功能在原则上与拥有财富没有关系”,但是“企业家只有先当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所以第三、四章从不同角色的资本所有者的角度,分别考察了风险资本合约与普通外部融资合约中企业家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