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距明显扩大，西部地区最为落后，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加快西部开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经济金融化、经济转轨以及需求约束的条件下，金融对西部经济的协调支持作用日益凸现出来。西部落后的直接原因在于其资本回报率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以及经济制度落后。区域开发离不开资本支持，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遵循的是“逐利避险”的原则，所以，西部开发是否成功，其关键在于不仅仅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而且在于通过金融制度变革，促进西部经济制度变迁，优化西部经济结构，从而提高西部资本回报率，最终形成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良性互动的自增长机制。 以往的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可以促进资本形成、改善经济结构；金融可以超前于实体经济而发展。静态来看，西部金融发展可以加速西部货币化进程、优化西部产业结构、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动态来看，西部开发的过程，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不断演进的过程，就是西部投资环境不断改善的过程。不同阶段所对应的风险特征和资本回报率不同，所需要的金融服务也有所不同。 从资金支持的角度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开发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开发初期，开发任务主要是改善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是政府，市场力量只是在政府的诱导下有限参与；随着开发风险的减少，市场逐渐成为开发的主导力量。具体来说：开发前期，投资来源偏重于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性银行、国有银行、政府债券，开发后期，则偏重于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西部开发应当实施“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金融超前协调”战略。 目前，西部金融发展水平不但滞后于东部金融发展水平，而且滞后于西部经济发展，形成了纳克斯“恶性循环陷阱”。西部金融制度变革迫在眉睫：一是要给予西部金融特权，以构筑金融政策“洼地”，形成西部“造血”机制；二是西部金融制度变革属于“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要通过金融经济发展引领实体经济发展。 西部金融结构不但面临戈氏意义上的金融模式转变，更要面临金融体制的转轨。内容大体包括:统一货币金融制度的区域化调整;国有银行体制改革;金融组织结构的多元化改造;金融市场的多层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