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一般地讲，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力量。城市化是指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在聚集机制的作用下，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城市数量增加及规模扩大。城市通过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效益，成长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发挥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使城市物质文明和文化不断发展、扩散，城市和区域产业结构不断转换升级，城乡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城市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在缓慢地发展着。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应该从17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英国通过在国内剥夺农业剩余和非农产业劳动者收入以及海外殖民掠夺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工业化时代，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长期经济发展是城市化的持续的动力机制，城市化与工业化具有一致性和相互促进作用。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联系不像历史上那么密切，甚至不再表现为同一过程，出现了松散化的趋势，第三产业则对城市化进程起了越来越明显的主导作用。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起步较晚，欠帐大，出现“滞后城市化”和“过度城市化”的现象。 新中国成立后，受国内外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和前苏联工业化道路的影响，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这条发展战略相适应，实行对基本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和一系列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政策，通过挤压和剥夺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工业、国防和国民经济体系。但这种以高积累、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道路成为典型的政府推动型。首先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而工业化初期具有基础地位的农业发展的波动和滞后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瓶颈；城乡分离的户籍等制度安排使人口不能向城市自由迁移；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模式，排斥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这一切使改革开放前的城市化水平波动大、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没有表现出正相关关系等逆城市化特点，使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从 1949年的10．6％增长到1978年的12，5％，30年间只增长不到2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和初步建立，使我国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调整，国民经济的重要比例关系得到改善，户籍制度等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安排不断改革。这一切使城市化步伐明显加快，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2．5％上升到1999年的30．98兄平均每年上升0．81个百分点，是改革前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幅度的4．l倍，2001年达36．1％。但总的看，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仍很明显。城市化一方面表现为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镇化的双向运动。这条道路与经典的城市化道路的主要区别在于：控制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大城市的作用受到制约；从规模比较小的小城镇起步，引导人们向小城镇迁移。使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乡村的“推力”，而非城市的“引力”。虽然有数以千万计的的乡村一城市的流动人口，但不稳定，呈准城市化状态。概括地说是一种小城镇化模式。这种模式导致大量的非农化和工业化在城市以外进行，使有形的物质形态上的城市化发展较快，无形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城市化显著落后。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城市化水平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加速阶段，经济相对过剩阶段到来以后的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阶段。结合世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总结建国50多年我国城市化的基本经验，我们认为要使中国的城市化健康发展，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继续进行发展战略调整，实现工农业的平衡发展，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深化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改革。排除城市化的一系列制度障碍，实现人口向城市的自由迁移。 遵循世界城市化的基本规律，在目前阶段，实施抓两头、促中间战略，充分发挥大城市作用，完善城市功能。发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等大城市经济带，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统筹城乡经济，统一制定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施计划，引导城乡工业由过去的资源竟争走向联合、合作发展的轨道。农村城镇化作为整个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要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重点发展县城和有优势的建制镇，大力进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实现农村人口的工作领域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职业转换和居住地由农村区域向城镇区域迁移的空间聚集，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