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信任就像空气一样对人类的社会、经济、政治具有不可或缺性，但却长期被学术界所忽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也更加强化，彼此之间需要更多的信任才能更好的生活下去；但同时社会的流动性又增强，使得个人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受他人伤害的可能性增大，个人在付出信任的时候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现代社会的特点使得其更需要信任，但同时又更难获得或更易失去信任。而实际情况也表明当今全球正经历着普遍的信任危机，其中处于制度变迁的中国，信任危机尤为严重。这场涉及范围广泛的信任危机给中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带了巨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信任问题”成为各学科所共同关注的焦点。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信任划分为微观水平信任和宏观水平信任两种类型，重点对发生于陌生人之间的宏观水平信任的产生基础作了研究，认为由各种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以及有效实施机制构成的制度，是宏观水平信任产生的基础，而制度又是通过两种途径来促进宏观水平信任产生的：一是改变行为主体的预期；二是降低行为主体的风险。我国的传统社会的文化中很重视诚实守信，但这一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如西方社会那样的宏观水平信任，而是一种基于特殊主义的微观水平信任，这一“信任悖论”与美国学者格雷夫的研究结果相符合；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这场危机是我国当前制度变迁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副产品，而政府行为的不确定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又加重了这一危机的严重性。文中选取了温州作为具体案例，来分析社会信任的重建过程。温州由过去“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到今天的“信用典范”，主要是各种正式、非正式制度有效安排的结果。温州经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构建我国社会信任时，要注重对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合理有效安排。具体而言，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方面同时着手来重建社会信任。信任的重建是一个长期、系统、复杂的工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