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源于法语的“企业家”一词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吸引着众多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许多经济学者也从未放弃过对它的关注。尽管如此,与企业家角色在经济实践中不断被确立的重要地位相比,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对它所用的“笔墨”却一直相对较少,分析也较为有限。在传统增长理论中,通常假设投资会自动实现,且较多强调静态均衡分析,加之企业家定义的异质性等原因,使得企业家贡献多数情况下被排除在了分析范畴之外；在现代增长理论中,企业家又由于经常与变革联系在一起,因而也从大部分经验模型中消失。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这一情况才逐步有所改观。一方面,伴随技术变革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实践中大量产生的中小企业(尤其中小高科技企业)日益成为了欧美发达国家解决就业和增加产出的支柱性力量,企业家活动对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伴随新(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企业家不断被识别为正是解释知识与增长间“缺失的一环”。这些变化都要求主流增长理论要更好地考虑和融入企业家这一特殊要素,而“企业家资本”命题即为这一进程中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企业家资本(Entrepreneurship Capital)”是美国学者奥斯惕斯(2001)从“社会资本”概念中衍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被视为是继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之后影响现代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在国内文献中也有被译为“创业力资本”或“企业家精神资本”(本文采用第一种译法,详见第一章注释⑦)。企业家资本不同于传统意义中的“资本”概念,它被定义为一系列有利于新企业创立和企业家产生的因素集合。作为一种抽象的“资本”,它强调企业家的内生性特征与增量企业家活动(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以新企业作为自身的物化形式,将企业家作为自己的人格化主体来间接刻画和解释经济增长。对企业家资本命题进行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构建了一个分析企业家“生产”、企业家活动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且借由对增量新企业的间接测度,一定程度上也克服了以往研究企业家要素时,无法将之从现存生产函数中单独抽离考量的缺陷,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考察了企业家活动的贡献。世界经济增长史与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为我们透析企业家活动的增长贡献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素材。许多国内外学者已对此进行过大量研究,并得出许多具有建设性的结论和丰富成果,企业家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不断得到印证和肯定。但在现有文献中,针对企业家培育、企业家活动与经济增长关联性进行系统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研究仍较为有限,相关内容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以“企业家资本”为主体内容的分析也相对较少。作为一种尝试,本文在奥斯惕斯研究的基础L,引入并扩展了企业家资本命题,对企业家资本在世界经济史与当代中国经济中的增长贡献和影响因素进行系统论证,以期能丰富和深化现有文献对增长理论中企业家角色的理解和讨论。全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基础理论分析部分通过对与企业家资本和经济增长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系统评述(第二章),围绕企业家资本概念、作用机制和宏微观构成等,对企业家资本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化与扩展(第三章)。其次,实证检验部分综合运用传统案例分析和时间序列、面板数据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围绕世界经济增长史(第四章)和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第五章)两个方面,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企业家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实证检验。之后的经济解释部分,在对中国企业家的内生性特征进行检验的丛础上依据前述实证结果对引致中国企业家资本出现纵向(第六章)和横向分化(第七章)的深层次原因进行理论探讨。最后,结论分析部分对关系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企业家政策进行了相关讨论(第八章),并得出全文结论(第九章)。本文讨论与分析从一个较新的角度丰富了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认识与理解,并相应得出几个推论：第一、在世界增长史中,企业家资本及其差异是造成国家间经济增长和出现分化的主因之一,分化原因在于不同国家曾在不同时点选择了有别的发展政策,继而对企业家资本造成差异性影响。第二、在中国1978-2007年间,传统企业家资本及其分化是引致中国经济产出增加,以及在不同时间和地区呈现差异的主因之一,分化原因在于现行体制下仍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力的政府,其政策关注重点的转移,以及不同地区对差异化发展政策的选择,引致了企业家资本的纵向和横向分化。因而,关注企业家资本改善的企业家政策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积极政策涵义。第三、相关探讨也为从新的视角理解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提供了一定理论依据和参考,政策偏移的存在使得在特定情形下,“渐进式”并不能够完全覆盖和准确描述中国增长进程中的所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