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本文以环境规制与国际贸易为主题,较为深入地阐释了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及其影响机理,并在对世界贸易中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模式与流向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环境规制与双边贸易流的关系从全球层面与中国层面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对“污染天堂假说”与“污染产业转移假说”进行了验证,为建立和健全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环境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证依据。文章首先对环境规制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通过对环境规制进行关税量化,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分别从小国模型、大国模型两个层面分析了环境规制对进口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着重拓展了环境规制的两国模型和动态模型。在两国模型中,环境规制的设置对进口国与出口国贸易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提供明确的产品品质信号,使消费者避免具有潜在危害的产品消费,并可相应扩大安全产品消费,从而福利上升,另一方面生产者则因环境成本内化可能引致成本上升,从而福利受损。在环境规制的动态模型中,出口国企业在进口国的环境规制的“倒逼”下,存在着提升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的动力,在引入政府战略性补贴激励因子后,企业会加快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以适应进口国环境规制的要求。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对世界贸易中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模式和流向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污染产业转移假说悖论”。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中污染密集型产品类别的界定,利用联合国UNCTAD贸易数据库中53个SITC三位码产业1980-2003年24年间一百多万进出口贸易数据,测算了国际贸易中污染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份额、出进口比率、贸易竞争优势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等多项指标;并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或集团(如欧盟15国、东盟等)1980-2003年间11类污染密集型产品国际贸易流的贸易模式、地理分布、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转移趋势进行了比较分析,尤其对“污染产业转移假说”成立与否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污染产业转移假说”仅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贸易中成立,而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则存在着“污染产业转移假说悖论”。因为环境规制的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始终保持在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石油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业等)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充裕的资本和较高的技术构成维持了其在资本—技术密集型污染产业(如医药制造业、造纸和化工业等)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甚至发生由比较优势的逆向转移。在环境规制与双边贸易流关系的实证研究部分,文章分别从全球视角与中国层面检测了环境规制对不同类型污染密集型产业贸易的影响。实证模型运用了一个经拓展后的包含了环境规制与贸易流变量的引力模型。在基于全球视角的实证分析中,采用了1990-1999年全球51个样本国家污染密集型产业双边贸易流的面板数据与环境规制指数及环境合作指数进行了多元多重线性回归。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总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存在显著正相关,但对可迁移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贸易的影响较为复杂。当进口国国内环境规制趋于严格时,对于总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增加,从而引致贸易量扩大。对于可迁移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来说,进口国的环境规制趋于严格将会抬高此类产业国际投资的门槛与成本,从而减少可迁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与贸易。当出口国的环境规制趋于严格时,使得该类产业厂商将产业转向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出现投资促进贸易的效应,造成可迁移污染密集型产业贸易流上升(这从贸易途径层面部分证明了“污染产业转移假说”的存在)。此外,研究还发现,经过国际多边环境合作的实践,各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努力在贸易领域已经体现出其经济效应,也即进口国环境合作努力的提升将减少世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流。在基于中国层面的实证分析中,运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对中国与50个贸易伙伴国/地区的不同类别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双边贸易流及单边贸易流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多元多重线性回归。研究表明,中国国内的环境规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基本没有起到促进或者阻碍作用,即中国尚未构建起积极有效的环境规制体系;但中国政府参与国际多边环境合作努力对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流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还发现国际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贸易存在一定影响,即当贸易伙伴国环境规制趋于严格时,对来自中国的污染密集型产品进口需求增加,而中国进口的可迁移污染密集型产品却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