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银监会根据巴塞尔协议Ⅲ确定的银行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新标准，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此举有利于增加银行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银行业加快业务转型。但是由于新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远远高于巴塞尔协议Ⅲ的有关监管指标，银行是否能够平衡风险管理，特别是操作风险管理方面的成本与收益的天平？本文即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探讨资本充足率与操作风险管理成本和收益的关系。首先根据欧美日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损失的历史数据，结合我国四大上市商业银行操作风险事件的现状，分析我国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性质和成因，然后利用实物期权即扩张期权模型，从操作风险管理角度，分析我国银监会对系统重要性银行规定的远高于巴塞尔协议要求的资本充足率的经济合理性。具体内容如下：绪论篇章大致回顾了巴塞尔委员会和国内外学术界对操作风险的研究状况，并给出了本文的安排和创新点。第二章主要是从定性方面介绍了操作风险的相关定义、业务线、事件类型的分类（此分类是根据巴赛尔协议的有关规定来界定的）以及操作风险监管资本金的计量方法。第三章是利用国际清算银行公开数据、ORX数据库和我国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分析了国内外操作风险的不同情况，认为由于银行经营方式的差异导致了操作风险损失事件的差异。由于人为因素的原因，为避免操作风险低频高损事件给银行和经济社会带来的严重影响，有必要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执行更高的标准。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基于扩张期权的四大上市银行操作风险研究。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定性分析了我国银监会规定的资本充足率的合理性。第六章为结论和后续研究建议篇，介绍了四大上市银行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的严峻形势以及以后从事相关研究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