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进入了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然而,受城乡割据的“二元经济”制度的阻隔,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特有的模式：农民--农民工--市民,“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诞生的。截至2011年底,全国外出就业的农民总量约为24223万人,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仅次于农民的第二大重要的社会群体,伴随而来的是关于农民工的各种严峻的问题,“民工荒”、“民工潮”、“民工讨薪”等,近些年来重要社会事件都反映了农民工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在借鉴发展经济学城乡劳动力转移理论基础上,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一个“理性的”行为决策主体,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通过透视新农民工转为市民的行为发生机理,揭示农民工转为市民行为缺火的制度原因,根据内在要求和外部约束提出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市民行为选择的依据。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核算及整理,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经济净收益大于农村经济净收益,比较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收益率,东部地共成本收益率为24.94%,中部地区仅为59.7%,西部为11.4%。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有：(1)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理论研究。首先,对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等概念予以界定,明确研究范围；其次,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经济行为特征以及市民的现实困境；第三,提出本研究的理论研究模型和理理论假设,得出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双重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行为决策。(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收益分析。在实际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核算城市净收益与农村净收益(市民化机会成本),得出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净经济收益大小,以揭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市民化成本收益现状。(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非经济因素分析。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行为决策收到城市社会融入、城乡环境差异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通过对非经济因素分析,从非经济的视角来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动力和阻力。(4)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市民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测度和比较,对制约收益和成本的因素加以分析,提出新生代农民市民化的思路,进而设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转为市民的制度框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