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中国是一个以人情关系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办事时“攀关系,讲交情”的现象渗透在大大小小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忽略社会资本的作用将会导致难以理解一些惯常的社会经济现象。正因为此,近几年社会资本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得到了经济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由于其严重数据依赖性而普遍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困难。一方面,由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难以获得,因此已往研究多数都没有(或没有令人信服地)解决内生性问题,从而难以建立起社会资本的因果效应,使得许多文章的估计结果缺乏可信度,这是导致同样主题的研究其结论却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同样由于数据的限制,以往部分研究中的社会资本代理变量选择往往较为单一,因而文章结论的稳健性难以保证,所得到的结论未必能推广至更一般的情况,不利于得到社会资本作用的一般性规律。另外,已有文献中涉及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作特征的影响时,或者其检验是非正式的,或者采用的估计方法不当,缺乏严谨性,因而其结论也是值得怀疑的。正因为如此,相关的研究仍有必要。本文的主要目标就是研究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影响,并试图同时克服以上三个方面的困难。一般而言,处理内生性问题,识别因果关系有三种可能的方法——面板数据分析、双胞胎研究和工具变量方法,这三种方法都对数据有特定的要求,这导致因果关系的识别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一大难点。幸运的是,我们在本文的数据中找到了社会资本非常合适的工具变量,从而可以通过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讨论。其次,本文的数据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我们据此构造了五个社会资本变量,借此可以证明文章结论的稳健性。最后,作为补充,我们对社会资本对工种和工作地点的影响进行了正式的计量检验,以期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具体地说,本文使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8年对山东、陕西、吉林和浙江四个省份619个农村家庭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三种维度的社会资本——政府网络、市场网络和宴请网络——对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工种和工作地域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看,社会资本对进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的提高作用非常有限。但社会资本并非无用,特定种类的社会资本可以改变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尤其是工种,从而对其工资水平产生间接作用。农民工要想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提高自己的经济福利,最好是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创造新型的异质性社会资本。为处理社会资本变量潜在的内生性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使用了四个工具变量——革命老区、下乡知青、村庄大姓和村庄和谐,来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偏误,从而得到了一致的估计量,建立起社会资本的因果效应。故本研究同时克服了上述三个困难,这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本文通过更为严谨的估计方法得到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工种和工作地点的作用,不仅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理解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而且还在客观上找到了一条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作用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