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城乡关系既是一个综合性课题,因为它涉及了一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度变迁；同时它也包含着众多具体的课题,因为每个人的幸福是一国经济发展、福利提高的应有之义,但由于各国的具体国情不同,因此处理城乡关系的思路和方法并不尽然相同。正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课题一样,中国的城乡关系发展同样需要在吸收他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进展,探索实现我国城乡关系的和谐发展。由于长期以来偏重工业化政策的导向,我国学者在对中国的城乡关系发展道路存在着一定的误解,认为处理城乡关系就是城市取代农村,从一种城市本位的思想出发来看待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导致无法正确认清农村在城乡关系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本文认为,认识中国的城乡关系,前提是认清中国的历史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截然不同。历史上,高度集权的制度特征使政府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往往是作为制度供给者的政府能否顺应形势进行制度的调整和创新,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周期和城乡关系走向。从制度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看,应该以满足社会发展对资源要素的需求为标准。社会发展会发现资源要素的社会价值,这不仅指其自身经济价值,也包括资源要素与人的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制度供给的趋向应该是实现整个社会系统在某种控制力量或恒久点的内部变换与过渡。本文借用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思想,联系社会控制理论,认为在长周期上中国的城乡关系发展趋势应该走向和谐平等,在短周期上如果受制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无法突破制度僵化,中国目前的城乡关系状态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障碍。毕竟,中国的历史文化先天缺乏自由平等的根基,后天又未能形成一套适合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体系。在理论分析的前提下,本文提出了“一体二元多因素”模型,将城市与乡村看成是一个完整经济体必备的两个组成部分(二元)；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信息技术和制度五个因素将两个组成部分紧密联系在一起；制度处于五因素之间的核心地位。之后,文章用VAR模型来验证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金融财政制度对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长期影响,并提出形成科技创新机制,降低城乡之间的信息成本,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平等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