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产业集聚的地区生产率增进效应不仅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永续的论题,也是近年有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差距研究的一个重要聚焦点。相关研究大多揭示,产业集聚程度确与地区生产率呈正相关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的两个明显偏向：一个是对于产业集聚之地区生产率增进效应的定量分析远多于对这种效应发挥作用的机理分析。绝大多数定量分析围绕着产业集聚-生产率效应的测度展开,实际上是将这两个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因而效应的形成与传导当作一个“黑匣子”处理,而略去了机理分析。另一个是缺乏一种综合视野。绝大多数研究往往只强调某个单因素变量,而将别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缺乏多因素综合,尤其缺乏一种将定性机理分析与定量效应测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本文创新的出发点与主旨,就在于尝试从一种分合兼具的视野切入,理出产业集聚与地区生产率增进之间因果效应形成与发挥的机制,由以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机理系统,并据以提出相应的实证命题,进而引入中国典型区域数据予以检验。理论上的定性分析重在机理梳理与综合。基于对已有研究的分类与提炼,本文理出了产业集聚促进地区生产率增进的六个主要机制,分别称为：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技术进步、市场效率改善、外部规模经济以及动态外部性等机制。继而按照经典的C-D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将上述机制归入三个机理系统,分别为：投入要素形成与要素改善系统,生产函数改善系统,以及空间外部性系统。理论分析与模型推演揭示,这三个机理系统之间既严格有别又彼此紧密关联,其中前两个系统的协同效应推动着地区生产率的提升,后一个系统即空间外部性不仅具有综合效应特征,且对前两个系统有强化作用。对三个机理系统的综合与提炼引出了三个实证命题。其中第一个命题聚焦于集聚的投入要素改善与生产函数改善两个系统加总的效应。这个命题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机理系统之下的四个分机制,即物质资本深化、人力资本形成与积累、技术进步以及市场效率改善等机制及其效应。第二个命题聚焦于集聚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第三个则聚焦于集聚的各种细分化的动态外部性对地区产业效率的长期影响。实证的定量分析以中国典型地区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与多样性特征、实证命题的性质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分别选取了三个空间层次的样本区域数据予以检验。三个空间层次的区域分别为全国层次的省域经济、大区域层次的东部沿海经济区,以及沿海地区层次的大都市经济区。三个命题的检验分别以这三个空间层次的数据样本为据。实证检验大体上支持了理论分析提出的推断,同时也得出了不少新发现。其中对命题一的检验结果显示,就全国总体而言,产业集聚对其所在区域的生产率增进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其中物质资本深化和市场效率改善两个机制是集聚借以提升地区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技术进步机制与人力资本形成及积累机制的效应则不明显。进一步将全国各省市区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检验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生产率增进效应最强,四个分机制的效应均显著为正,而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产业集聚的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亦越弱,从而削弱了集聚对地区生产率增进的总效应。对命题二的检验表明,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与代表性集聚产业效率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拐点出现在2004年左右。进一步将东部沿海地区分为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区,对各区域子样本数据的分组检验则表明,拐点效应这三大经济区各不相同。对命题三的检验显示,沿海三大都市区(北京、天津、上海)制造业生产率与三种动态外部性,即MAR、Jacobs以及Porter外部性之间具有长期协整关系,但各都市区制造业对上述三种动态外部性冲击的反应各异。其中,北京制造业主要得益于MAR外部性,上海制造业主要得益于Porter外部性,天津制造业同时得益于三种外部性,但以Porter外部性的效应最强。总体而言,三大都市区制造业的发展更多地受制于专业化而非多样性。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结论引出的无疑是对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启示。本文研究结论的一个重要政策寓意是,地方政府既应积极改善本地区的投资环境,以培养适宜产业集聚,更应激发本地已有产业集聚区的各种正外部性,在保持地区产业效率持续增进的同时实现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