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是其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经营条件在收支结构方面的综合反映，也是决定其盈利能力、价值创造能力及市场竞争力的前提；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体现出组织内部资本积累的成效和水平，较好的盈利能力，有助于增强市场信心，保障银行资产安全，降低流动性风险，进而维持信用体系稳定。实际上，受制于政策、市场、客户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影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目前该方面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因此，运用定量的方法研究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盈利模式转型升级的角度探索增强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银行业盈利模式为“以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要业务形式、以分业监管为主要监管模式”。银行业的市场化竞争机制尚未建立，但随着我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将“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以及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仅意味着银行业市场化机制建设提速，我国商业银行的高利差时代也将终结。同时，以余额宝、活期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也将加快推进金融脱媒化进程，促使商业银行重新审视自身的金融创新能力、调整业务发展战略。此外，我们看到，自2010年12月国际清算银行的巴塞尔金融监管委员会发布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III）以来，我国商业银行面临更为严苛的资本监管约束①，亟需调整战略，应对全新监管要求。金融环境的变化启示我们，我国商业银行当前信贷业务主导的盈利模式必须转型。长期以来，宏观层面受到高储蓄和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中观层面受到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结构制约；政策层面受到利率管制及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限制，导致我国商业银行当前的盈利模式存在“两个主体”的现状：一是利差收入占主营业务的主体，二是批发业务占利差收入的主体。与此同时，中间业务发展滞后，呈现三方面特点：第一，中间业务品种较少、附加值低、创新力不足；第二，重规模、轻效益、缺乏统一规范，中间业务创收能力低；第三，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低，服务手段科技化水平有待提升。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盈利模式的转型。本文在回顾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问题的理论框架，构建了用于综合评价商业银行盈利能力的指标体系。然后针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盈利现状进行分析，从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特点、成因、转型的障碍及驱动因素等维度展开研究。之后，以美国、德国、瑞士和香港的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为研究对象，对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并总结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盈利模式对我国的启示。然后，本文以我国15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代表）2005年-2012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利用Stata11.0作为分析工具，运用面板模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及因子分析等方法开展了商业银行盈利模式与盈利能力的相关性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整体上来看，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和盈利能力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以“非利息收入占比”作为衡量标准的多元化盈利模式与商业银行综合盈利能力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从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来看，比起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对综合盈利能力的正向拉动作用更大，因而今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在业务战略调整上可向非利息收入业务倾斜；第三，与传统存贷业务相比，开展中间业务为代表的非利息业务对营业利润的提升更为有效，且这种趋势在加剧，这也为我们倡导的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业务主导向信贷业务与中间业务协调发展的多元化业务模式转型提供了数据支撑。第四，我们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商业银行总资产收益率、税前人均利润、总资产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贷存比、拨备覆盖率、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九个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提取及合成，该合成指标可以测查到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资金流动性管理、未来成长能力、资产质量管理、股本扩张能力、成本管理水平、资本获利水平等若干方面的能力，通过运用此指标体系对15家样本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进行的排名，可以发现国有商业银行落后于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此指标体系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跟踪监测自身的综合盈利能力，从而及时调整业务重点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在转型过程中，应当重点把握“一个目标，四个维度”。一个目标即：盈利模式由传统信贷增长的粗放型高风险模式向利差模式与中间业务均衡发展的多元化集约型盈利模式转型。而四个维度即：以维持当前净利息水平为基础，以拓展非利息收入为着力点，以增强创新研发水平为驱动，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为保障。以期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未来战略发展和盈利模式转型提供一定的角度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