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上世纪80年代初完成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及农业资源引入市场机制的配置,使农业经营的微观激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尽管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的发展,三十年间我国农业产值绝对值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但是农业份额占GDP的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一部分人选择“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即离开农业活动转向本地区的乡镇企业或本地小城镇就业；一部分人选择“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模式,进行跨省、跨市的劳动力转移,即外出打工。关于两种模式孰优孰劣,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话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者返乡创业就业,局部的、结构性的“民工荒”现象严重,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选择再次成为学者讨论的焦点。实际上,在市场化的今天,农村劳动力该不该转移,以何种方式进行转移,这些问题的最终落脚点都集中在农村劳动者自身如何进行理性的抉择的微观问题上。可以看出,转型期间我国农村劳动者主要面临以下三种决策选择：一是继续留在农村从事农业活动；二是转移到附近的小城镇,实现就地转移,这种方式通常也包括已经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返乡进行创业就业；三是迁移到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实现异地转移。笔者认为,这三种决策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农民总是根据自身或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找出最优解决方案,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决策。问题在于,农民做出这些决策所面临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或者说,在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处于转型、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背景下,面对转型期我国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环境,农民是如何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决策的?进城务工还是继续务农,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这些决策的实现条件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从微观层面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行为,深化我们对劳动力转移的认识,还有利于我们找到农民增收的途径,实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完成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向城乡一体的经济结构的转化。本文将劳动力转移理解为经济主体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行动,通过构建一个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模型,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解析出影响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各种内外部因素,在理论上对劳动力转移的决策过程进行了一般的分析。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结合我国转型期劳动力转移的实情,从各个年鉴、数据库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中搜集了大量与我国劳动力转移相关的实时数据,从实证应用角度对我国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考察。最后,针对在转移过程中劳动者所面临的激励因素和阻碍因素,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措施和解决方案。本文循着“提出问题——理论研究——模型构建——实证分析——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分五章展开文章的论述：第一章为绪论部分。这一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意义,并对相关核心概念做了界定,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文章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为理论基础部分。本文的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转移相关理论和新兴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因此本章分两部分展开。笔者首先对国内外劳动力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在理清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主要研究脉络的同时,也从理论角度把握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找到突破口：国内外的研究中,劳动者的经济主体地位被弱化,这使得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领域,而缺乏一个微观的基础。随后,为避免新古典主义框架下研究的缺点,笔者引入新兴古典主义和超边际分析的相关理论,对这一理论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和阐释,从而为后文模型的构建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模型构建部分。本章首先列出了模型的三个假定：所有经济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农民转移的决策取决于其生产农产品与生产非农产品所带来的效用的差距比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能够自由转移,但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借鉴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劳动力经济理性主体出发,构建出一个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模型,得出可供农民选择的三种生产模式：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专业生产农产品的模式和专业生产非农产品的模式。本文认为,一个完整的劳动力转移决策过程包括对生产模式的选择和对劳动投入量的选择两部分,反映在本文模型中,即是首先在不同生产模式之间进行利益的比较,选择出适合自己的生产模式,然后再在这个模式中进行合理的劳动要素投入,实现利益最大化。最终,从我们的决策模型中解析出五种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技术效率、就业概率、交易效率、价格水平和转移成本。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部分。从实证角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五大因素。首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转移情况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分析了我国转型期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趋势和空间结构特征。之后,根据我们在第三章中劳动力转移决策模型得出的结论,从实证角度深入细致地考察影响劳动力转移的五大因素：一是技术效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方面：二是就业概率方面,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特征共同决定着进城劳动者的就业概率预期,从而影响其转移函数的目标值；三是交易效率方面,技术型交易费用和制度型交易费用的存在影响着农民工同农民、农民工同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大小,进而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抉择；四是价格水平方面,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带来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尽管农民工工资收益低下,但在进城务工收益大于务农收益条件下,农民仍有进城务工的动力；五是转移成本方面,农民进城面临着经济和非经济两种类型的成本,这成为阻碍其进城的因素。第五章是政策建议部分。本章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和应用分析的结果,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是简单的“转出”和“转入”问题,而是如何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和收入增加的问题。因此,本文的政策建议着重于从城市和农村两个角度出发,提出从技术效率、就业概率、交易效率和转移成本等几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在城市和农村建立起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增收的保护网络。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角度上,本文从劳动者这一微观个体出发,利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建立了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选择决策模型,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当前劳动力转移研究微观基础阙如的不足,有助于深化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研究。(2)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鉴了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在新兴古典主义框架下,构建出一个在约束条件变化下作为生产者-消费者主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效用最大化决策模型,从而重新确立了劳动者的经济主体地位,并且完善了劳动者的两步决策过程。(3)研究内容上,本文确立了劳动者经济主体的地位,并将制度因素和一些非经济因素内生于我们的模型中,在扩大模型适用范围的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解释更贴近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