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对接央企”指地方政府以本地优质的地方国企资源吸引央企来重组或并购。本文在“联邦主义”的地方政府博弈范式中加入“中央政府”、“央企”两个新主体,建立三方博弈模型来研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企在地方财政分权和中央金融集权的制度背景下进行的相互博弈,对2008年以后愈演愈烈的地方政府“对接央企”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对博弈造成的影响——地方资源配置情况的变化进行了考察。“地方财政分权”意味着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收权并有权自主决定支出的规模和用途,因此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自主决定地方预算收入在基础设施投资、地方社保投入、投资地方国企等三个方面的配置来实现自身效用大化的目标。“地方财政分权”还意味着地方政府之间会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对外资、民资等流动性资本展开竞争；“中央金融集权”意味着国有银行系统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无法任意获取国有银行系统地方一级的金融资源,因此不得不通过地方融资平台等手段获取金融资源来增加地方预算水平。“中央金融集权”还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限制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从而收紧地方预算水平。在地方财政分权和中央金融集权的双重背景下,我们通过三方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了以下有意义的结论：1、地方政府竞争造成“资源配置扭曲”——与无竞争时相比,基础设施投资过高、地方社保投入过低。2、2008年以来地方政府“对接央企”热潮的成因可以归纳为“地方金融收紧”和“中央资金承诺”两个原因。在中央金融集权的背景下,一方面,地方政府融资因累积了过高的风险而受到中央政府限制,导致地方预算收紧,从而使地方政府不出让地方国企的机会成本上升,当机会成本超过地方保留地方国企所能得到的控制权收益时,地方政府转变态度,愿意“对接央企”。我们将这个成因定义为“地方金融收紧”；另一方面,央企得到中央政府的金融支持,地方政府“对接央企”就可以得到央企背后的庞大资金,这部分资金预期越大,地方政府越愿意出让地方国企。我们将这个成因定义为“中央资金承诺”。不论是“地方金融收紧”还是“中央资金承诺”,理论上都可以理解为央地博弈中中央政府的策略,从而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地方政府选择对接央企”的纳什均衡。3、央企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存在博弈,由于央企用中央金融资源并购地方国企所造成的风险(本文中主要是通胀风险)央企自身不承担,而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因此中央政府允许央企并购的地方国企数量小于央企自身想要并购的数量。央企在上缴红利上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博弈均衡时的红利比例使得中央政府和央企的总效用都达到大,均衡时并购的地方国企数量就是中央政府允许央企并购的大数量。4、由于央企并购地方国企数量受到中央政府的限制,因此当“对接央企”有利于地方政府时,央企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竞争的稀缺资源。地方政府主要以优惠税收等方式对央企展开竞争,竞争的结果导致地方基础设施投资下降、社保供给下降、央企收购地方国企数量增加、通胀上升,并且全社会福利水平下降。5、“央企红利转社保”的方式可以分为“相机抉择”和“非相机抉择”两种,在“相机抉择的红利转社保”方式下,“资源配置扭曲”不仅未被纠正,反而加剧了,均衡结果是地方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社保投入进一步下降,且加上央企红利后的地方社保水平反而降低了；在“非相机抉择的红利转社保”方式下,“资源配置扭曲”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虽然地方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社保投入进一步下降、但加上央企红利后的地方社保水平还是提高了。就地方政府用央企红利弥补地方社保的初衷来说,“非相机抉择”方式要优于“相机抉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