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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转轨理论及其发展研究

论文摘要

经济转轨是指20世纪后期一些国家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国际性现象,转轨经济(Transitional economy)是对这一独特经济形态的概括。关于如何实行这种体制变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基本主张:只有全面地以自由市场机制取代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轨才能成功。因此,转轨国家应该大规模地、迅速地、全面地建立起一套新的游戏规则体系,即实现迅速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其内容具体包括强化财政纪律、实现公共支出优先性转变、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汇率自由、贸易自由化、外国直接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规制、保护产权等十项改革措施,这种改革模式在实践操作上又被称为“休克疗法”或者“震荡疗法”(shock therapy)。而后来一些学者根据改革现实中的新情况所提出的所谓“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 Consensus),虽然强调了建立关键性的组织和制度以及提高制度质量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基本原则和政策趋向上并没有脱离新古典主义的巢臼。20世纪90年代前期,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中东欧国家(CEE)以及前苏联等国家(CIS)效仿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玻利维亚实施的“休克疗法”,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建议,进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和转轨实践,其中包括金融和贸易的自由化以及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但并未取得成功。俄罗斯、东欧等国家大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产出急剧下降,失业率大幅增加,通货膨胀率迅猛上升,货币大幅贬值,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甚至出现了腐败、黑手党经济。主流派激进式改革的绩效令人们大失所望,由此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其他非主流派对经济转轨的重新思考。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演化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等普遍对“华盛顿共识”等新古典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转轨思想提出批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体制变迁的过程及其规律,针对转轨过程可能出现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有关改革战略与政策、策略的研究。后凯恩斯学派作为当代西方一个重要的非主流经济学派,长期以来发扬古典经济学传统,反对新古典的均衡分析,曾经在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不同于主流派的理论建树,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过重大影响。近年来,这一学派也对转轨理论展开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基于其反边际、反均衡、反极端自由主义的一贯学术立场,从其基本的经济理念与方法论思想出发,对西方流行的体现新古典主义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紧密结合当代转轨经济国家的实践进行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转轨理论分析与转轨政策探讨,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更加强调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性与动态性、市场机制调节的局限性、政府宏观管理干预的必要性,强调健全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以及历史、文化环境对于体制转轨的不可忽略的影响,等等。并基于此,探寻解决诸如保持经济持续发展、降低经济转轨成本、减缓体制间的摩擦、使公众享受改革利益等问题。因此,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努力寻求方法论上的创新,超越了主流派转轨理论的研究框架,开拓了转轨经济理论研究的新思路,丰富了转轨经济理论的内容体系,对于我们研究转轨理论、深化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认识、发展中国转轨经济学具有较深刻的理论启示意义。研究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主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应用价值。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进行体制转轨与变迁,虽然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体制转轨任务并没有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转轨过程中所内在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等不稳定因素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在缺乏“游戏规则”约束下的市场运行导致社会多方面的无秩与紊乱,产权变革过程中的规范缺失导致原公有资产的流失,法制与监督的不完备导致政府“不作为”与“权力滥用”畸形并存,等等。产生这些矛盾和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空缺”造成的,一方面原有的计划调节机制和约束放开了,另一方面完善的替代性调节和约束机制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从而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计划体制残余因素与无规则的盲目市场调节因素的共同左右。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制度空缺”,显然与我们关于体制变革的理论认识不够深入以及政策设计不够科学有关。“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尝试并不能代替系统性的、综合配套的改革政策,更不能成为长期战略所应遵循的实施方式。我们应该基于广阔的理论视角,深入研究一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看看他们如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有关体制转轨的各项政策,有效地掌控体制变革的进程,大限度地减低转轨过程的不确定性,以尽可能低的改革成本实现改革目标的,进而借鉴这些政策来调整和完善中国今后的转轨政策措施,丰富我们关于中国转轨实践中各种复杂问题的分析与应对思路。本文的目的是通过深入地研读后凯恩斯学派有关转轨理论与政策的大量文献,尝试分析提炼出一个能够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思想传统的、比较具有逻辑与历史一致性的转轨经济理论体系与政策分析体系,深入探讨这一体系与流行的新古典主流派转轨理论体系的根本区别。基于后凯恩斯学派转轨经济的理论框架,阐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与政策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转轨所具有的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按照上面的研究思路,论文共分为七章,具体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言,提出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意义,介绍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安排。第二章简要介绍转轨经济的基本知识,对转轨、转轨经济的内涵及研究范围进行界定,通过对不同转轨经济国家转轨过程的比较分析,总结转轨经济的初始状态,提出各转轨经济国家转轨的共性目标,介绍各国所采取的不同的转轨模式,以及在不同转轨模式基础上各国初步形成的转轨结果,为后面的理论分析建立认知基础。第三章概要综述有关转轨经济研究的发展演变脉络,在较为翔实地阅读分析经典理论书籍和文献的基础上,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流派及其他非主流派的转轨理论及思想重点进行加工梳理,为分析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提供理论背景、拓宽研究视角。第四章集中论述和提炼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思想的基本分析框架。后凯恩斯学派是在与主流派论战的过程中展开自己的转轨理论研究的,这种论战主要体现在后凯恩斯学派对西方流行的所谓新古典转轨模式“华盛顿共识”的批判上,后凯恩斯学派在理论基础、政策操作层面基本否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转轨模式的主要命题和建议,并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根据转轨国家的转轨实践对“华盛顿共识”的合理性进行了质疑。在对新古典转轨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及批判的过程中,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理论明显地体现出不同于新古典转轨理论的重要特征,在方法论方面坚持其一贯的动态的和不确定性原则;在价值观层面崇尚自由和民主,提出转轨国家的转轨目标是建立一种文明开化的社会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具体的理论基础与政策主张上后凯恩斯学派也力图与新古典传统思想划清界限。后凯恩斯经济学家运用规范分析方法,结合经济转轨的特定内容,建立了一个整体的转轨理论分析框架,即要实现成功的转轨,首先要明确转轨目标,特别强调了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与初始条件在转轨中的作用,然后将社会存在的现实与转轨目标进行对比,基于非遍历性的传统重新审视了转轨经济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基本的不确定性和转轨特有的不确定性,进而验证了政府干预监管、设计变革蓝图与方案的必要性,并终设计形成具体而又积极的弱化转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的转轨政策,实现向有管理的市场的有序的体制推进,完成转轨进程。对于转轨方案,后凯恩斯学派主张要逐步推进改革,实行渐进主义转轨,设计出各项改革措施的先后顺序,强调法律、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制度安排的综合配套;而对于转轨过程,则突出强调制度安排的重要性。第五章论述了后凯恩斯学派体制转轨进程与具体操作思路。他们提出要“渐进地价格自由化”,为防止通货膨.胀政府应经常建有基本商品的缓冲存货;要“渐进地、有序地实行私有化”,加强对私有化的规制;要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一致,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职能;要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加强收入体制改革;要给予贸易适当的保护,科学合理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要增加公众对银行的信任,建立市场导向的商业银行体系;等等。他们也对转轨国家出现的非正规经济进行了重新解读,特别强调了收入分配对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后凯恩斯学派的转轨经济理论,分析中国经济转轨的实践问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进行重新思考,并从中找到对中国经济转轨具有指导、帮助和借鉴意义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以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的深化。第七章对全文做出总结,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工作及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试图通过对后凯恩斯经济学转轨理论的新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通过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工作,明确分析提炼出反映后凯恩斯经济学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对转轨经济的研究仅限于主流新古典学派及新凯恩斯、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主要非主流学派的理论框架,缺乏对后凯恩斯转轨经济理论的系统研究。本文在对后凯恩斯转轨理论经典文献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转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有利于吸收国外学者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推动我国的转轨经济理论的发展尽微薄之力;另一方面,对研究转轨经济国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思路和理论解释,使转轨经济理论的研究视角更为丰富。第二,从动态的、非均衡的、不确定的分析的新视角来寻求对于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一这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演变中的重要现象的新认识和新思考,建立一个把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初始条件相结合的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不仅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更是一个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深刻变化的历史过程,这使转轨经济的研究更具整体性和全面性。第三,基于这种新认识和新思考,对中国转轨经济的实践进行重新解读,积极地探讨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转轨经济理论。同时,对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紧密结合实际,进行政策措施的研制,将理论思维的新成果及时地用于指导解决体制改革深化期的各种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