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唐前期,内库形成了一套内部系统严密、分工明确的管理体系,具体来说,主要由内侍总领、内给事掌预算、内府局掌给纳名数、内阍者管钥,严密、系统的分工保证了内库的有序、高效的运行；在收入来源方面,并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财物主要来源于国库(左、右藏)的定额调拨；在支出方面,其主要职能是供后宫的用度,此外,它还有一些重要的辅助职能即朝会、有功之将和蕃酋辞还的赏赐及临时性的支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皇帝的私属性质。从它的收入和支出我们可以看出,唐前期内库被限制在宫廷的范围之内,在整个财政体系所占的地位是有限的。唐中后期,特别是安史之乱发生,使唐代政治、经济等诸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乱平定后,各项体制的又进行了恢复和重建,同时各种势力充斥其间,这些因素促使唐中后期的内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在管理方式上,随着内库财物的急剧增加,为了更有效的管理,将原有的库藏进行了细化,分为了大盈、琼林等诸库,同时设使分职,管理权由内府局变为了大盈库、琼林库等诸使；在收入来源上,逐渐打破了唐前期由国库定额调拨的规定,内库来源逐渐多元化,除原有国库定额调拨数量的扩大外,还有自下而上中央财政三司、地方藩镇节度观察的进献(包括羡余及助军献)及自上而下的宫市和宣索；在支出方面,随着内库财物的急剧增加,除承担原有的职能外,当国库用度不足时,内库也开始补充国库的部分职能,主要表现在助山陵及助军两个方面。这种嬗变不仅对唐中后期政治、经济等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五代及宋内库发展的走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