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曾经是东欧国家中经济最发达,地缘政治地位最特殊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面积狭小,人口不多的小国。自建国以来,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深受苏联的影响,但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却凭借其自身的弱实力,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上影响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并实现了自身的外交目标。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分裂在社会主义阵营扩散开来后,位于亚太地区的中国,北越和北朝鲜是三个与苏联及民主德国在内的苏东阵营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国家,同时却又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民主德国有着共同点。此外,民主德国与中越朝的关系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民族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问题的矛盾。从1960年到1977年,民主德国对中越朝三国的政策逐渐从中国中心脱离,形成了越南中心。民主德国与中越朝关系的发展中,苏联起到了一种牵引的作用,并为民主德国的外交活动提供了大的背景平台,但却不能阻挡和掩盖民主德国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民主德国对中越朝三国的政策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一、民主德国与其交往中能否获得政治经济外交,尤其是德国问题上的好处。二、统社党能否通过发展关系来动员及整合国内民众,增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对国内社会的控制。三、该国与苏联的关系至少不能陷入完全对抗的状态。本文将在民主德国外交部档案,统社党档案,民主德国秘密警察(斯塔西)档案,中国外交部和地方档案,越共中央档案,以及其他前苏东阵营国家已解密的档案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年谱以及报刊等材料,分为四章进行论述。第一章探讨了民主德国外交政策的组织机构,苏联因素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其外交的影响,并讨论了五十年代民主德国与中越朝的关系。指出了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民主德国可以凭借自身的弱实力,反过来影响超级大国苏联的德国政策,扮演“尾巴摇狗”角色,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和国家利益。社会主义阵营是民主德国追求国际承认的重要基石。五十年代期间在处理与中越朝三国关系之时,民主德国外交政策中存在着明显的“中国中心”。第二章主要分析了1960年到1966年,民主德国与中越朝三国尽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有争论,但彼此都还保持着国家关系上的合作。北越和朝鲜尽管在意识形态争论上尾随中国,但并未放弃同民主德国发展关系。尽管中越朝对德国问题的意见和民主德国不完全一致,但从德国问题上出发寻找对话和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成为了民主德国在国家关系上与这三国接近的重要手段和内容。尽管与中国逐渐从合作走向斗争,但民主德国仍借助中国的支持成功制衡了苏联与联邦德国的接近。同时,在遏制中国在越影响和越战升级的情况下,民主德国开始更加介入越南战争,越南事务逐渐成为民主德国在这个区域的关注重点。总的说来,这段时期,民主德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开始了脱离中国中心的过程。第三章分析研究了1966至1970年初将民主德国与中越朝关系的危与机。这段时期,民主德国与中越朝三国的关系发展中,“危”与“机”并存。在中国,随着“文革”的开始及中国外交的极左化,与民主德国的党际和国家关系近乎完全破裂。中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成为了民主德国的主要敌人之一,与中国的交往在这几年内近乎中断。与此同时,“文革”背景下中国与北越和朝鲜在党际和国家关系上的恶化,却为民主德国开展与这两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六十年代末期,北越与北朝鲜逐渐停止了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民主德国的公开争论,且都强调了发展双方关系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德国加大了对越朝两国的经济援助,并通过一系列互访和在重大问题上交流意见大大加深了双方的政治关系。第四章论述了1970年以来,整个亚太及国际冷战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背景下,民主德国与中越朝关系的变化和发展。民主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在七十年代初期曾有过短暂的缓和。但伴随着中国外交政策走向联美抗苏,以及德国问题自身的变化,中国放弃了在德国问题上始终支持民主德国的态度,不但同联邦德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还反对民主德国的两个德国和两个民族政策。因此,事实上是认同了联邦德国不在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做法。在处理与北越及北朝鲜的关系时,与苏联一致,民主德国的分析报告也越来越强调这两个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趋势会对其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造成消极影响。但在实际的行动中,民主德国外交政策却展现出了更灵活的态度。尤其是民主德国与北越及统一后的越南关系发展程度远超其与中朝的关系。越南统一后,双方在1977年签署了《友好互助协定》,协定中不再提及统一德国的口号,事实上承认了民主德国的两个德国政策,消除了双方在统一问题上的矛盾。越南作为民主德国对这一地区政策中心的地位终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