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1767至1914年期间，俄国经历了包税制、消费税以及国家酒垄断三种不同的酒类政策体系。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俄国政府的酒类财政收入极其可观，对当时俄国的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拟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俄国酒类政策之所以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伏特加本身所具有的烈度与成瘾性为酒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基础，而俄国民众的饮酒文化传统又与政府希望通过酒类的生产销售获取利益的想法相吻合。其次，俄国酒类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演化，一方面受到一系列其他外部历史条件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本身也成为了俄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税制沿承了蒙古统治时代的东方因素，消费税政策则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产物，至于国家酒垄断政策的回归则可以认为是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东方因素与西方因素相互妥协的结果。第三，酗酒问题在俄国的严重程度使得酒类政策的影响显得更加深远，酗酒与酒类政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最终体现在社会舆论对于酒类政策引发酗酒等社会问题的指责上。酒类财政收入与控制愈发严重的酗酒问题最终成为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政府的态度明显的倒向更为实际的财政利益后，大规模的反酗酒运动也就成为了俄国民众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总之，本文通过详尽阐述酒类政策产生的原因、演化的过程以及广泛的影响，从而论述其在俄国历史进程中扮演的独特角色和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