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宋代老学受到新兴儒学和佛教的影响带动,将注意力逐渐由本体论和宇宙论转移到心性论。宋徽宗注疏《老子》时深受当时文化背景的熏陶,其注文的关注点并不仅仅局限于“道论”的研究上,而更多地是通过融通儒道的方式,由“道论”引申出对人性论和修养论等问题的探讨,来唤醒人们的“本然心性”。本文以宋徽宗的《御解道德真经》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御解》中的“道论”与人性论、修养功夫论为主要切入点,通过深入探究徽宗的诠释方式与思想理路,发掘《御解》中的哲学思想与旨趣。文章共分为七部分。引言部分主要分析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的研究现状及意义。第一章是站在北宋初至徽宗时期的政治背景、学术背景和宗教背景下对徽宗注解《老子》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抽丝剥茧,在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大趋势下对宋徽宗的注疏目的作出合理推断。第二章从“以庄解老”、“以易解老”、“以儒解老”三个方面分析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的诠释方式,结合徽宗的注《老》动机,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解释徽宗采用这几种阐释理路的根本用意。第三章与第四章是文章主体部分,第三章围绕“道之意”、“道之体”、“道之用”三方面,通过贯通“老学”“庄学”“易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轮,论述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的“道论”思想,且对“道”的体、用特点进行了分析；第四章重点论述的是以“德”为中心的人性论和以“圣人”为指向的修养功夫论,借由庄子的境界论和道教的内丹论比附儒家的修养论,从而构建起独有的道德性命修养学说,也在侧面反映出北宋时期儒道融合的文化背景；第五章是通过理清徽宗《御解》中的重点语段的意义,揭示徽宗的治国理论,凸显出徽宗以道家“无为自然”为主、以儒家“仁义礼智”为辅的基本治国原则。文章后,一方面简要概括了徽宗的治国思想和人性修养理论对其自身产生的影响以及宋末年带来的社会政治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则借现代学者对徽宗《御解》的评价,指出徽宗《御解》实以“治身”为重、以“治国”为轻的态度是酿成北宋灭国悲剧的原因之一,进而从正反两方面对徽宗《御解》做出尽量客观地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