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章学诚的“成人之道”以“天人之辩”为其逻辑起点,“天人之辩”将“道器”关系作为考察对象,“道”之起源、“道”之本体在于主体对“器”之把握；“器”与主体的存在方式密切相关,对主体与“器”之关系的追问可以确立为章学诚“成人之道”(人格培养)的理论前提。在章学诚的思想中,“器”的第一层含义为“社会存在”,是将“社会存在”(包括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等)纳入到了存在论的谋划中,它指向的是主体自由、全面的发展。章学诚以此为理论基础,点出“成象”这个概念；“象”在章学诚的论述中表示存在样态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成人之道”应效法“成象”,因此人格的培养既关乎主体自由个性的诉求,又涉及主体自身的“主观选择性”,人格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自由自愿选择”——成为主体自愿成为的形态,包含着一种“主观性的自由契机”(山口久和语),体现了章学诚对自由人格培养的注重。与此同时,章学诚还认为人格之培养更在于配合并驯服于国家“官师合一”、“政教合一”之法令,个体之学习、知识、思想乃至人格都要顺从政治权威,不能越过制度约束半步,章学诚要将个体之存在安放于国家机器之下,为权威所掌控,将主体改造为体制之附庸,主体为体制之延长。“器”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机器”,主体已不再是真正的人,由于外在的干涉制约,导致人格异化和自由人格的丧失。“器”(社会存在)原本作为“成象”之为可能的本体论依据,但之后“器”(国家机器)却将“成象”于自身中消解；“成器”与“成象”这对概念由起初的包容后转变为紧张的对立,章学诚的“成人之道”的内在张力就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