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韩文公之“辟佛”历代来备受争议,尊韩与非韩两派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如此差异局面诚然由各种因素造成,然究各种缘由有两种态度不容忽视。其一：以后非前,以宋明理学来审问前朝,离开韩愈来评判韩愈之辟佛。其二：离开唐代儒释关系来评判韩愈,分韩愈辟佛与崇儒为两橛。本文试图以韩愈自身的视域为立足点,围绕中唐,尤其是8世纪末9世纪初二三十年间的儒释关系线性地大致勾勒出韩愈的辟佛进路。本文认为,安史之乱后伴随着国家政治权威的严重失序,思想界也发生了急剧的震荡、混乱。8世纪末的韩愈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刻起,就面临着：儒家化与非儒家化的文化遭遇。在韩愈的年代,释老势力不断膨胀,儒家认为儒释间的平衡关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重新调整儒释关系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历史选择。以儒服者自居的韩愈,面对思想版图中异端驰骋的局面,理性地选择了极端化的文化主张：要求重塑儒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权威,排拒释老,重新构建起以儒家为指导的单一世界格局。韩愈的一元化文化主张的提出,不仅是现实刺激的一种应激反应,同时还是对中古以来为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儒外释(道)内”二元结构论的主动破斥。到了韩愈这里,他把原本单一的“辟佛”命题扩大为“辟佛老”,把一个异质命题扩大为同质命题。可以说,韩愈“辟佛”范围的扩张,正是中唐儒家要求重塑单一世界格局之诉求在思想领域内的表征。韩愈对中唐儒释关系的考量也不同于其他士大夫群体,他以“明先王之道”为价值预设,认为儒释关系间只存在张力没有合力。因此,韩愈认为调整儒释关系间的矛盾,只能以激烈的否定方式进行。韩愈对儒释关系基本判断的得出,有着各方面的成因,也是韩愈理性化选择的自然结果。本文从第三部分开始探讨韩愈视域下的儒释关系。韩愈对儒释关系的独特判断成为中唐儒者群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韩愈只看重儒释间的差异性,有意忽略儒释间的相合之处。韩愈从内源性和外源性两个方面,对释老与儒家之间的冲突做了剖析,有意把儒释之别扩展至无法进行理论调和的境地。基于对儒释间两种冲突的认知,韩愈的“辟佛”也主要是围绕内源性和外源性两个方面展开的,这是文章的第四部分。从内源性和外源性两个方向上对佛教展开批判,构成了韩愈反对佛教,重建儒家的主要内容。表面上看来,韩愈的辟佛与崇儒是两回事。事实上,对佛教的批判与重建儒学,在韩愈这里是无分别的。辟佛与崇儒,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辟佛既是崇儒。韩愈从内源和外源两种进路,对佛教做了前人未曾有过的批判。外源式辟佛侧重于对佛教的实效打击,着眼于对佛教之“破”,在实际选择中常常外化为具体的斗争策略和政策选择。内源式辟佛,侧重于对儒家自身的充实,着眼于对儒门之“立”。韩愈在对待儒释关系上,破立同行,把辟佛事业与儒门重建,合乎逻辑地结合在了一起。从韩愈这里,儒家对佛教的批判实现了由隔空抵牾到入室操戈的新阶段。韩愈把儒家之道,视为外在世俗世界和内在心灵世界的唯一合理化选择。在外在世界中,韩愈扭转了唐代绵延数代的限佛传统。自此,儒家对待佛教的实际宗教政策,由限制佛教的过度发展转变为毁灭式的绝对打击。在内在精神世界领域,韩愈尝试着从儒家自身的经典典籍中挖掘出能够“治心”的心性资源来,以便来范围人心。韩愈把儒家之道推至到抽象的形上高度,第一个在儒门中构建了足以抗衡释老的“道统”论,并为儒家之道做了合法性的说明；第一个把《大学》的“诚意”与儒家之道直通起来；第一个真正把孟子作了升格。他还开发儒家自身的心性资源,重提性情话题,把儒家的内在伦理秩序与外在名教制度规范接洽在了一起。沿着内源性和外源性两个方向,韩愈把中唐的“辟佛”事业推至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此的转向,意味着从韩愈起,儒家从重视礼仪制度,过渡到了重视人的内在价值规范和伦理诉求的新时代。当然,韩愈“辟佛”的双重路向着实有很强的时代局限和过渡色彩,两种路向之间也存在着不小的内在张力。可以说,后世诸儒对待韩愈“辟佛”态度的殊异,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源自其“辟佛”内部结构本身的局限性。